作者简介

作者 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 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至今在其领域内耕耘，被学界内外赞为zui活跃的社会学家，著述颇丰，《恐惧文化》《恐惧政治》《知识分子都到那里去了？》《偏执狂父母》等。 译者 吴万伟 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研究所所长，自2005年起就持续将菲雷迪的文章、著作翻译引进国内。

内容简介

22年前，弗兰克·菲雷迪的《恐惧文化》（Culture of Fear）一书问世，随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人们为书中超前的观点震撼不已。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超前的观点得到了印证。 现在，菲雷迪认为有必要再次出发，探讨“恐惧”的命题。 在新书《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中，菲雷迪将过去的恐惧和现在的恐惧联系在一起，探讨在我们被训练得相信人类社会面临的危险和威胁是不可估量且失控的这一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恐惧又是如何在当今社会发挥作用的，以及谁在这种恐惧文化中受益。但zui重要是去伪存真，这种恐惧文化并不能无限地持续下去，正如书中所说：“人类必须被定义为脆弱的生物吗？我们必须心怀恐惧吗？一旦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就已经走在了本能地意识到还有其他选择的光明之路上。”

编辑推荐

还没有一本书能如此体贴地引领我们看透这能让世界瞬息万变的新生力量 ★ BBC、CBS、卫报、尖刺、华尔街日报、每日邮报、金融时报、哈佛商业评论、纽约时报联合推荐 20年间，菲雷迪教授关于“恐惧”的预言不断被验证。 如今，雨林焚毁带来的末日言论， 疫苗接种安全事件后的社会阴影，惟一 “经济严冬”下的人心惶惶， 极端势力不断扩大的威胁…… 在这越来越疯狂的世界，菲雷迪教授再次探讨“恐惧”： 去伪存真，我们还有光明之路可选。 ★ “毫无疑问，菲雷迪是英国、欧洲乃至shijie上zui为领先的知识分子之一。” 译为11种文字全球畅销，国际社会学家弗兰克·菲雷迪 看透深陷混乱和恐慌的当代，引领我们走向理性之路 “人类必须被定义为脆弱的生物吗？我们必须心怀恐惧吗？” 幸好，我们还有这本书 ★ 精准翻译，学者对学者，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研究所所长吴万伟译注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阅读他在英国《尖刺》杂志上的专栏文章……他相信，对恐惧运作方式的理解能够鼓励我们养成更加积极的态度，帮助我们走向较少恐惧的未来。

前言/序言

精彩书摘

毫无疑问，恐惧之道在中国是依据这个社会的体验和文化来表现的。中国人对中国未来的焦虑和担忧常常集中在不同问题上，未必与美国和欧洲的恐惧一样。但是，最近爆发的有关疫苗安全、孩子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等的恐惧表明，恐惧文化揭示的种种不安全同样也在困扰着中国人。我希望本书接下来的章节将帮助读者理解恐惧的某些全球性维度。 人生中没有什么可惧怕之事,只有应理解之事。现在，为减少我们的恐惧，是时候多了解一些事情了。 ——玛丽·居里（Marie Curie） 拙著《恐惧文化》1997年夏天付梓之时，“恐惧”这个概念还鲜为人知。20年后，“恐惧文化”已经无处不在，从政治选举造势活动到对伊斯兰恐怖主义或禽流感的讨论等不一而足。然而，在当今社会肆虐的恐惧文化的起因和后果仍然有很多令人困惑之处。本书旨在厘清恐惧文化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并在现代人热衷恐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我们现在恐惧的方式与过去有何不同。此外，本书还将分析恐惧文化背后的人性观基础，以及它如何强化了人性的宿命论认识。最后，它还尝试指出如何拥有一个较少恐惧的未来。 人们被持续不断地提示和敦促要意识到危险，要听从形形色色的专家给出的五花八门的警告。恐惧文化也传播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面对的威胁要远比人类历史上遭遇的威胁严重。普遍使用诸如“丧失信心”“丧失胆量”等说法，往往表明社会对应对挑战和威胁的能力感到焦虑和紧张。本书试图解释为什么这种悲观主义论调变得如此猖獗，以及恐惧是如何在当今社会发生作用的。理解恐惧的运作方式将帮助我们这个社会免于恐惧的破坏和干扰，抵御其消极影响。 与对大肆渲染的威胁感到担忧相应的是，人们对更加庸常和普通的日常生活风险的焦虑不断增加。对饮食、生活方式、生儿育女以及日常生活的其他众多方面，现在人们都重新审视以发现可能给人类带来的风险。人们辩论的内容很少是我们是否应该感到恐惧，而是应该对谁或者对什么感到恐惧。 被定义为有风向的生活体验的范围不断扩大：对着水龙头直接喝水或吃一个大芝士汉堡现在都成了健康警报的对象。 恐惧一词使用趋势：与看不见的焦虑联系在一起。之后，恐惧文化与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实践和模式联系在一起，常常被用来作为谴责某个个体或机构行为的修辞武器，修辞如果能唤起可被纳入公众想象的众多形象，就能被广泛使用并产生巨大影响力。现在，不同群体争先恐后制造恐惧，表达应该或不应该对什么感到恐惧。 我的论述还强调了社会道德观的关键性发展的意义——将安全彻底转变为基本的价值观。由于对道德规范模糊不清，西方文化变得越来越难以对人性和个人应对风险及不确定性的能力做出积极的描述。 公众的恐惧往往被描绘成由善于操纵舆论的媒体大亨人为制造出来的，媒体几乎应该对恐惧文化负有全部责任——这一假设常常成为学界评论家研究恐惧文化时的指南。纵观历史，人们倾向于将非理性行为和所谓的情感状态失衡归咎于媒体，这种倾向让我们应在依靠“媒体总会与恐惧联系在一起”的论点来解释21世纪恐惧文化的新奇性和独特性保持警惕。 但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机构，媒体在恐惧风景的形成过程汇总发挥了显著作用，与其说媒体制造了恐惧，倒不如说它提供了让人们间接体验到恐惧的媒介。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媒体的传播制造了大部分的恐惧，亲身体验、个人环境、社会背景和情感倾向都对个体的恐惧体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媒体也是现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本身也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之上，它与文化态度互动并影响文化态度，最终，媒体有关恐惧构建的活动建立在流行文化脚本之上并受其指导。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是早已存在的现成态度和价值观的载体，这些态度和价值观主导了社会对恐惧等情感的看法。 媒体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它塑造和传播一个具体威胁的方式，而在于它对用以解释社会紧赶的一种语言和一套符合及意义系统进行普及宣传和正常化方面所起的作用。 媒体已经越来越分裂、多元化，媒体消费呈现高度细分的区别化特征，竭力迎合不同类型群体的碎片化媒体复制和放大了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划分，因此，威胁不再只有一个统一的媒体表现形式。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媒体的分裂、度欧安和破碎化反应了弥漫在恐惧文化中的到的混乱和信任缺乏的大气候。 从对未来感到恐惧到充满恐惧的未来 我们对不确定性的构建和认知方式的讨论对理解恐惧如何被投射到未来意义重大。如前所述，很多世纪以来，对未知和未来的恐惧一直是社会恐惧文化脚本的核心议题。很显然，尽管启蒙思想家以及乐观主义的评论家表达了希望，但是人类对未知的恐惧仍未被克服。事实上，当前的舆论引导者、科学家、政客在谈到将来时，经常一致地传达出耸人听闻的恐惧语气。 针对未来的恐惧用语最引人入胜的特征之一便是看似随意实则混乱不堪的表达方式——将有关全球性大灾难的预言劈头盖脸地向大众扔去。甚至连备受敬重的科学家在采用职业危言耸听者的伎俩时也轻松自然、毫无顾忌。在标题引人注目的《时终》（Our Final Hour）一书中，宇航员马丁·J.里斯(Martin J. Rees)告诉读者，人类能够幸存到2100年的概率只有“50%”。[ See Rees (2003).] 认为人类在不远的将来很可能灭绝这个令人胆寒的断言暗指，如果把赌注押在人类的幸存上纯粹是有勇无谋。从历史上看，人类毁灭的预言是以沉重的、严峻的、阴沉的口吻提出的。然而，像21世纪的许多恐惧推手一样，里斯用一种讲述事实的态度传达了他的世界末日论。在《时终》里，里斯说，他押 1000美元，打赌“到2020年，一起诸如生物失误或生物恐怖之类的事件将夺去百万人的性命”。[ Ibid., p. 74.] 里斯并非是唯一用轻松的方式预言厄运之人。在2005年流感肆虐之时，职业“媒体医生”科波菲尔医生在《泰晤士报》上写道： 现在媒体上大量数据纷纷指出，禽流感病毒“不可避免”地在世界范围内爆发，并且病毒活动突破了物种界限，开始感染人类。 是的，伙伴们。忘掉市值蒸发的养老金，在即将爆发的流感中，反正 人们都要死的。如果从好的方面看，禽流感的爆发延迟了20年，我们已经 幸运地多活了这么多年。[ Cited in Nerlich and Halliday (2007), p. 57. One betting website suggests that the bet may have been for only $400; see http://longbets.org/9/.] 科波菲尔德对待大规模死亡的方式朴素而且诙谐，反映出当今用随意且轻松的态度看待灾难的趋势。甚至并不具备任何科学地位的名人也觉得自己被赋予了用轻松的态度散布危言耸听式言论的权利。因此，前流行歌手鲍勃·吉尔道夫（Bob Geldof）在2013年预测，距一起“大规模灭绝性事件”仅有17年多的时间了。[ Geldof is cited in http://www.bbc.co.uk/news/blogs-magazine- monitor-24432491 (accessed 1 March 2017).] 关于人类灭绝、地球毁灭、大规模种族灭绝预言的扩散，在学术研究中经常被阐释为恐惧文化的威力战胜人类想象力的最重要症状。毋庸置疑，经常性的末日言论传播对人们现在及将来的人生观都有影响。然而更重要的是，不要将恐惧话语与人们对耸人听闻者的真实信念和回应相混淆。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里斯、科波菲尔或吉尔道夫的言论都应看作是表演性的——恐惧表演。如“我害怕”这类表达恐惧的表述并非单单意味着某人真的害怕；这种表述经常用来引起人们对某个问题的关注。这同样表明，某人心生畏惧、有责任心——与他人不同——认真看待某个具体威胁，正如历史学家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指出，“说某人害怕”“本身就是个人能动性的表演行为”。[ SeeReddy (2001), p. 105.] 恐惧表演的一个常见例子便是恐怖电视节目结尾的旁白。这些旁白通常是公众服务信息，为那些观看节目后感到害怕、沮丧或精神受到创伤的人们提供救助热线。然而，它传达的要点是你理应在观看节目后感到害怕。 在某些圈子里，表达恐惧是一种装模作样，是为了表现出对人们面临的许多隐蔽的危险的敏感性。承认恐惧是为了展现自己敏锐的领悟力。这种自发自觉的装模作样并不意味着人们一定比以前更恐惧，它只是表示人们理应如此。竞选者非常珍视表现焦虑及恐惧的表演机会，他们认为其事业的严肃性要求他们用夸张的表演来吸引人们对其信息的关注。从这个角度看，吓唬公众就等同于履行公民责任。比如美国政治学家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宣称，焦虑帮助个人成为更加知情的公民。他说，“大多数美国人对政治不太了解，或是对候选人在各色事务上的态度了解甚少”——然而“心中充满焦虑的公民往往更知情，因为情感激励促使他们在充满不确定的时刻抓住问题的重点”。[ Marcus (2002), pp. 103–4.] 大多数的恐惧表演不大可能是由坚定不移地相信世界末日预言激发起来的。恐惧诉求经常被用作一种战略——为的是引起人们对某个问题的关注的，以及敦促人们赶紧付诸行动。这些如今已作为影响人们行为的合法工具得到了宣传家、选举操盘手、政客及恐惧推手的广泛认可。一项研究显示，恐惧诉求“被实证研究者认为是一种独特的论证方式，用可怕的结果(最典型的便是死亡的可能性）来恐吓目标读者，以此来让读者采取所推荐的反应”。[ Walton (1996), p. 304.] 正如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noble lie)”，无论是否与事实相符，恐惧诉求都具有合理性，因为它们揭示出更高的真理。鼓吹恐惧之所以大受追捧是因为“恐惧不仅有助于鼓励人们用更安全的方式行动，而且可以敦促人们采取‘更加文明’的行为。比如，反酒驾及戒烟运动经常使用死亡恐惧来阻止人们的反社会或自残行为”。[ Bourke (2005), pp. 389–90.] 一些致力于提高人们对全球变暖问题意识的活动家采取了类似的态度。气候学家斯蒂芬·施奈德（Stephen Schneider）用下面的言辞为其在事业中的证据失真开脱：“因为我们不仅仅是科学家，我们也是人……我们需要……激发大众的想象力。”他补充说明：“我们必须提供可怕的情境，使用简单化的戏剧性表述，并且甚少表露出我们的怀疑。”[ Cited in Dick Taverne, “Careless science costs lives”, Guardian, 18 February 2005.] 同样地，他的同事大卫·瓦伊纳（David Viner）指出电影《后天》“有很多细节方面的错误”，但是，电影“提高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意识，这便是好事”。[ “It’s a hell of a town”, Guardian, 19 May 2005.] 一部讲述超级风暴之母引发一系列灾难性事故的典型的好莱坞魔幻电影也能够服务于“提高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意识”的工程！ 恐惧诉求是否真的奏效是个饱受争议的话题。还有一个持续不断的辩论是，可怕的“网上世界末日场景”是否在教育或激发人们严肃看待网络安全问题。批评者认为，“虚拟的网上世界末日场景”有“破坏旨在对付真正的网络安全挑战的富有成效的辩论的可能性”。[ See Lawson, Yeo, Yu and Greene (2016), p. 65.] 也有人批评环保活动家，指责他们夸大了气候变化的破坏性结果。批评者认为，无休无止的关于地球未来的毁灭厄运预言，不但没能激励人们采用明智的方式来抵消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反而使人们失去了兴趣。与此相反，一项公共卫生领域的恐惧诉求研究则认为，“强大”的——也就是危言耸听的——恐惧诉求“比起低阶的或虚弱的诉求更具说服力”。[ See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109019810002700506?journalCode=hebc (accessed 4 October 2017).] 恐惧诉求及持续不断的世界末日言论日积月累，对个人行为的直接影响比不上对大众文化态度及认识的间接影响。有关未来的负面言论不断传播不可避免地影响人们的心态及对未来前景的预期。正如本书第四章观察到的那样，这会破坏人们对应对所遭遇风险能力的信心。当个人都被描述为嘀嗒作响的定时炸弹时，爆炸与未来景象的联系很显然已经被下意识地内在化及规范化了。毁灭的目的论以不言而喻且内敛含蓄的方式深深印刻在公众对未来的审视中。 在社会有关不确定性的文化脚本中，目的论最重要的角色被概括为赋予“未来恐惧（fear of future）”这个词语典型的21世纪色彩。在提到未来恐惧时，18世纪和19世纪倾向于着重宗教主题，如未来的惩罚或未来的地狱。20世纪几十年过后，未来恐惧被重新定位，更多地指向世俗之事，并且显然获得了更具个人色彩的形式。比如，让我们看看人寿保险从业者是如何描述未来恐惧的。美国保险业刊物《保险业周刊》（The Weekly Underwriter）在1949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脚踏实地的、世俗的、极具个性化的未来恐惧版本： 事实上，首先让我们想想为什么大多数人购买人寿保险。他们这样做 是因为对自己及家人的未来感到恐惧。害怕伤残，害怕急需用钱时却没钱， 害怕死亡，也害怕寿命太长，害怕未及时完成教育计划……[ See The Weekly Underwriter, 1949, no. 161, p. 982.] 此刊把未来恐惧看作商业机会，因此，它委婉地提出了如下问题：“你是否会用‘恐惧’来达成交易？” 《保险业周刊》呈现的未来恐惧的世俗版本聚焦在意料之外的个人问题和危机以及未能实现或被扰乱的个人规划上。但是，这些并非对未知的恐惧，而是社会成员都面临的可以立即识别出来的危机。这种未来恐惧的世俗版本持续至今，只不过其中对未来威胁的描述远不如《保险业周刊》里的那么具体。最终这些未来恐惧超越了未来恐惧的传统观念，指向了未知的威胁。在当今时代，不仅是一些意料之外的威胁，就连未来本身都被描绘为恐惧之源。 对可怕的未来最夸张的描绘出现在有关环境灾难的恐怖反乌托邦小说中。然而，对社会产生最大影响力的仍然是更平淡的未来故事，其中，将来比现在恶劣得多。“美国梦破灭”或者千禧年世代可能比父辈或祖辈更加穷困潦倒的故事都使得我们无法采取积极面向未来的生活方式。这种叙述并未引发太多恐慌，只是削弱了社会的信心。降低对未来的预期促使人们哪怕是对理所应当的好消息也用怀疑或负面的视角来阐释。 就以生命本身为例。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寿命预期持续延长。与从前相比，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人更健康，且寿命更长。最年轻的一代可能比他们的祖辈寿命延长20年。[ See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health/news/8639569/Latest- generation- of- children- will- live- 20- ye ars- longer- t han- t heir- grandparents.html (accessed 9 July 2016).] 然而，现在提醒公众又一次健康危险来临的宣传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为频繁。自本世纪初以来，公共健康宣传家们及其政治盟友没完没了地告诫人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将增加患病及早逝的概率。这些恐怖故事令人憎恨地将矛头转向父母，恐吓说，除非他们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否则其子女可能死在他们前面。正如英国皇家全科医学院（Royal Colleg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前主席史蒂夫·菲尔德（Steve Field）博士所称： 家长从一开始就应该成为孩子的楷模，并且通过给孩子们提供合理的、恰当分量的食物来控制儿童的饮食习惯，而不该给他们吃垃圾食品……除非父母对孩子的饮食多加控制，否则孩子一生将面临健康问题的风险，甚至是英年早逝的风险——死在父母之前，想到这一点就令人伤感不已。[ Cited by Rob Lyons, “Stop Smoking or your Children Will Die”, Spiked online, 10 August 2010, http://www.spiked online.com/newsite/article/9403#.WZb_gHd96i5 (accessed 4 March 2017).] 子女死在家长之前的恐怖故事似乎获得了生命力，不断被人提起。英国心脏基金会（British Heart Foundation）发表文章，将之称为“唤醒父母的警钟”。文中宣称，孩子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可能导致他们“患上心脏病、糖尿病和其他医学病症而年纪轻轻就去世，甚至比父母死得还早”。[ Adam Withnall, “Unhealthy lifestyles will see British children die before their parents”, Independent, 12 August 2013.] 子女死在家长之前的预言有时还会添加进另外的断言，声称他们可能比老一辈还要贫困潦倒。公共卫生学院（Faculty of Public Health）前院长约翰·阿什顿（John Ashton）教授评论道：“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看法，即我们的孩子没有我们这样富裕，然而我们还没有习惯这样的看法，即他们没有我们这样健康。”[ Ibid.] 我们是否真的“习惯了这个观点，即我们的孩子没有我们这样富裕”？这个问题很难科学精确地回答。然而，用事实求是的方式陈述这个令人担忧的命题，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世代绝望论的影响。并且，就年轻人的未来前景而言，如果“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负面的评价，那就表明社会或多或少已经放弃了希望。呼吁我们习惯于未来的艰难和严峻，这种论调经常是以夸张的戏剧化方式表现出来的。法国随笔作家纪尧姆·费伊（Guillaume Faye）以下面的方式告诫读者： 你们应该习惯这样的观念，即你们所处的相对舒适的个人主义的消费社会可能不会持续很久。你们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也许时日不多……当代年轻人将体验历史的重演，也就是暴风雨的回归。[ Faye (2012), p. 198.] 呼吁大家“习惯”的观念并非总是以这样明确的方式陈述出来。然而，没有未来的一代人的故事不断袭来，隐晦地传递着同样的信息。这种令人绝望的叙述强化了社会的幻灭感，让人看不到积极变化的可能性。 在凸现年轻人财务状况不稳定时，许多调查和报告预测这并非只是暂时的现象。由于很难有精确的方式来预测年轻人的未来财务状况，因此，末日预言只能基于推测而来。通常其论断是基于民意测验的即时回答；因此，2016年一篇报告所显示的56%的美国人认为下一代的经济状况将会比自己的经济状况更糟糕表明的只不过是人们对未来的即时观点而已。[ See http://money.cnn.com/2016/01/28/news/economy/donald-trump- bernie-sanders-us-economy/index.html (5 July 2017).] 与此类似，《福布斯》（Fortune）杂志针对5000名千禧年出生的工薪族所做的调查发现，80%的人群表示，与前一代人相比，他们这一代人在退休时将“更加贫穷”。[ “Most Millennials Think They’ll Be Worse Off Than Their Parents” Fortune: 1 March 2016, http://fortune.com/2016/03/01/millennials- worse-parents-retirement/ (accessed 1 April 2016).] 在当前的气候下，诸如此类的意见表述被转换成确凿事实，用以证明当今的年轻人将被未来拒之门外。 鼓励人们去习惯对未来寄予厚望毫无意义这样的观点可能是当前叙述最具破坏力的结果，不确定性的观念就是通过这种叙述形成的。有希望的感受与信任和自信的感受密不可分，它表达了对实现目标及愿望的期待。限制社会对未来持有希望的文化及政治力量为恐惧感及怨愤情绪提供了机会，使它们势头见长。 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语境中，“未来”这个字眼经常被用作“希望”的同义词。有史以来，人类未来经常被描绘成被希望与恐惧两者关系所影响。正如18世纪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所说：“天意所遣，希望和恐惧这两种强烈情感使人类得以保持幸福的平衡。”[ Pope (1804), “Epistle IV: ‘Of the Nature and State of Man with respect to Happiness’”, p. 62.] 蒲柏还用欣慰且乐观的口吻写道：“希望永远滋生在人们心中。”当今的厄运目的论与蒲柏的乐观哲学构成令人印象深刻的对立。宗教人士依然宣扬希望永远比恐惧更强大，然而其言辞常被视为孤注一掷，只为粉饰普遍的迷茫情绪。“我有未来”是表明“我有希望”的一种委婉方式。阻断人们的未来就是对希望的迎头棒喝。 恐惧与希望的关系并非仅仅取决于个体的心理属性。希望的感觉也并非对人们在社会中所拥有的机遇的直接回应。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态度与人们为应付未知而拥有的意义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