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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做工

作 者:

[英国]保罗·威利斯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

2013-3

页数:

333

定价:

39.00元

ISBN:

9787544731768

标 签:

社会学     人类学     工人阶级     教育     民族志     英国     社会学人类学     社会     

豆瓣评分:
8.4

作者简介

保罗·威利斯(1945— ),曾任英国基尔大学管理学院社会/文化民族志教授,现执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是《民族志》期刊创始人兼高级编辑。1977年出版《学做工》,奠定了他在民族志、教育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突破性”人物的历史地位;1978年出版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完成的博士论文《世俗文化》;1990年出版《大众文化》;2000年出版《民族志的想象力》,讨论如何用民族志如实展现“活生生的日常文化”。

内容简介

《学做工》是20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第一部分是生动通俗的民族志的深度描写,第二部分是精辟透彻的理论分析。作者通过展现一个工业城镇里12个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从毕业前18个月到工作后半年这段时期内的学习生活经历,向我们解释了工人阶级子弟之所以继承父业,不仅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再生产的结果,更是他们对学校主流文化做出反叛的一种反讽性的文化生产过程的结果。书中还收录了作者于2000年所做的访谈,以及专门为中国读者写的序言,有助于读者从一个比较历史的角度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青少年教育和失业问题。

编辑推荐

《跳出我天地》里,比利艾略特的工人父亲坚持认为男孩子应该学拳击,而不是跳芭蕾;《光猪六壮士》里,下岗的工人们告别钢筋水泥,在聚光灯下跳起脱衣舞却收到了意外的喜剧效果……
啤酒、烟草、男性气概的业余爱好、幽默但粗野的对话……是电影给我们展示的英国工人掠影。
而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的保罗?威利斯教授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展现一个工业城镇里12个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从毕业前18个月到工作后半年这段时期内的学习生活经历,向我们解释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子弟为何选择继承父业——这就是《学做工》一书所呈现给我们的精彩内容。

前言/序言

中文版前言
  非常感谢译林出版社及秘舒、凌旻华两位译者把这本书带到中国读者面前。中国正经历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历史性跨纪元变化,文艺科学界正摩拳擦掌准备迎接全新的挑战,以试图理解“中国的重大转型”,我的书能在这个时机被译介到中国,真是我的荣幸。非常感谢!
  我从未到过中国。与其直接讨论令我神迷但我又知之甚少的中国现状,还不如借这个前言来概述一下《学做工》的一些主题和重点,这可能对你们——我亲爱的中国读者——研究和理解自身正在经历的时刻最为有用。我没有从某一特定学科,如教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来进行概述,而是秉着一种多学科或者后学科时代的精神。在我看来,这种精神对我所选择的方法论的活力和未来至关重要;《学做工》正是使用这种方法的例证,它是批判性民族志的实践。我和马茨?特朗德曼共同创办、编辑的《民族志》(Ethnography)学术杂志也致力于打破并跨越学科的边界,尤其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边界。在我内心,我希望鼓励中国的研究者,特别是博士研究生,跨越学科界限,并担当起重塑民族志这一艰巨而美好的任务,将大多数人接受国家公共学校教育时的经历和文化描绘出来,而这些经历和文化通常是隐形的。
  文化与民族志的敏感性
  我希望中国的民族志学者能重新审视“文化”这一备受争议的术语和概念的重要性。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特定环境中创造意义的各种实践,而不能被简化为对其他事物的反映,如个体心理、话语或经济。它自成一体。对文化实践和过程,尤其是社会底层空间的文化实践和过程的重视,引发了一系列简单但具有革命性的问题:“什么是我们正在研究的人群的文化,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如何理解自身的文化?”“这个世界在他们看来是怎么样的?”“他们如何看待自身的处境、掌权者对他们所做与所说的?”“他们是如何引导我们对他们的看法的?”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最终将引向民族志的敏感性和方法论。若要复原底层被统治群体及他们的人性,学者必须和他们一起,在共处和互动的过程中以开放、人性的态度去理解他们。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文化的特性在于社会能动者“意义创造”的积极过程,尤其是在理解自身生存处境,包括经济地位、社会关系以及为维护尊严、寻求发展和成为真正的人而构建的认同和策略的过程中。
  意义创造的文化实践并非在抽象中运作,也不是无中生有地变出意义来。它们不是在个体大脑中或大脑间流动的电流。“意义创造”源于象征性的物质、过程和行为。就像劳动过程中的物质生产一样,文化层面也有生产过程,即文化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从事感官上的实践,用象征性的原始资料生产出新的或者更新的事物,以满足有用的人类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产品”是意义和表达,它们不仅自身具有价值,同时对人类理解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也多少有用。
  我认为,文化生产的文化实践,其功能在于洞察或“看透”他们的生存状态,从而从他们的角度决断出最有利的身份和行动,以及可提供的制约和条件。洞察这一概念试图在分析的某一时刻捕捉到文化生产的推动力,从而揭示文化所依赖的,及定位文化的结构元素。这些“洞见”嵌在他们的“民间”知识、实际“常识”和“将就”使用的意义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现行的文化形式对于后学科批判性民族志学者来说格外重要,这并非因为它们保留了一套奇怪的习俗,或者实体化的自我具有值得行为学和历史学记录下来的价值,而是因为它们包含了对自身生存状态而言至关重要的、身体力行的洞见。它们是解决问题的实际、生动、就地的方法。如果对一个现存文化形式的民族志记录感兴趣,那么就必须在认识论上取得某种突破。如果你相信某种马克思主义或者后结构主义,那么你就不必烦心去做田野调查。如果你相信关于孩子们所作所为的制度性或意识形态上的解释,那你也不必操心去做田野调查。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就是为了努力理解特定研究对象是如何理解自身及自身处境的,而这些方式无法被预知,甚至还可能“令你惊讶”。这种文化是如何为自身处境建构意义的?你又如何理解那种意义建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如何认识到有可能出现一种由行动者根据自身处境创造出的中断、差异、地方性知识的,这些对于外界而言,无论是在官方的或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还是在商业的层面上,都是不可理解的。例如,通过反学校文化的调解,《学做工》一书中研究的“家伙们”洞察了学校的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他们的群体逻辑认为证书和考试永远不可能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地位,相反只会造成资格泛滥,使中产阶级特权合理化。他们并不幻想“事业”发展,而是在使人疲倦的环境中付出自己的劳动力,判断出必需的最低限度,以免受到来自于被支配地位的双重侮辱:一种是真实的,一种是意识形态上的。他们释放出的文化和心理能力在其他地方派上了用场:乐趣、娱乐、“找乐子”。
  文化生产过程的“原材料”以及随之而来的洞察以各种形式出现:可塑的、口头的、文本的、音乐的;它们的来源亦纷繁复杂:历史的和当代的、本土的和舶来的、商品化的和非商品化的。我们不应低估历史文本中的“珍宝”、口述史的资源,以及老一代传下来的建议。意识形态的叙述和文本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虽然很多文化生产中使用的象征性资源仍未被社会科学分类命名,但它们却是对记录真实生活的民族志的补充。在性、性别、种族、民族、年龄等常见类别中,经由社会传承而形成的特定传统和延续至关重要。它们在把其他各种象征材料组织起来的同时,也提供了自身特有的象征意义。由于它们服从于文化生产的作用,因此所有这些资源都可被塑造成新的形态,被放入产生新型混合形式的接合中。资源如何被组合,通过何种实践、出于何种目的被组合,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极具民族志意味。
  关于文化层面更为关键的一点是,“理解”结构位置的过程不仅“揭示”了过程的方方面面,而且也促成了过程的再生产,提供维护和再生产它们(依据权力组织起来的位置和关系)的日常生活中物化的形式。例如,在“家伙们”的案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洞察的形式恰恰也为他们进入下层经济结构做好了准备。如果他们的洞察直截了当、真实无误,那么他们就不必承受那讽刺性的社会再生产的狭隘耻辱了。他们可能已被直接引向社会解放。
  除了与对抗、洞察学校要求高度相关外,反学校文化中的反智态度也成为了“家伙们”的第二天性,并在从学校过渡到工作以及之后的很长时期内,对他们的形体风格、态度和价值观起导向作用。这个模式驱使他们终其一生朝向某种经文化调解、经验感受形式的意义创造发展。危险的是,这种反智态度使得整个世界被分为两派:脑力的和体力的。对各个阶层的处境和政治做抽象的想象可能看起来无谓而遥远,这种想象不能用体力来触及、解决或理解。更为实际的是,所有需要动用脑力的工作,不论是在现在还是将来,看似都只是无聊的文书工作——“谁想整天被纸张文件所包围?”这使得“再次”回到校园接受高等教育的希望变得更加困难和不可能。“家伙们”的反智主义使他们以及和他们相似的群体向体力工作妥协,一辈子在没有前途的工作之间换来换去——英国现在有很多长期失业甚至永久性失业的案例。
  我们从民族志的视角来理解社会结构,正是由于旧事物的更新和变革具有连续性、波动的稳定性和辩证性。因此,民族志的关键问题不仅仅关乎文化实践到底在“理解”结构位置中有多大的作用,而且也关乎同样是这些实践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讽刺性地维护了那些既有的权力关系和利益。这些问题也引发了一系列具有广泛意义的政治问题:在未来这些相互关联的关系循环中,这一平衡如何转变成被统治者的优势,在何种条件下对文化生产的洞察可能转化为政治意识和实践,并被动员起来中断社会再生产,而不是反过来强化它。
  理论上的不确定性
  民族志需要具有生成力的而不是简化还原的理论:彻底的不确定性对民族志观点很有必要,以了解允许产生主体创造力和选择的不确定主观因素。对于宏观理论家来说,这些可能仅仅是以一些范例来“解释”的幻觉,而这些范例只是证明了他们认为本该存在的事情,毫无“惊讶”可谈。一些简单、开放、具有生成力的机制(创造性、洞察、再生产)在结局各不相同的群体中反复出现,如果我们对此予以理论关注,那么就足以涵盖各种可察觉的结果——这些结果会激怒那些坐在摇椅上的理论家,使他们生产出更复杂的理论,也会让民族志学者心怀讶异地走进田野。
  我主张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进行严格限定,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意义来自于外界,是外界“添加”到他们的主观性之中的。我的看法基本和上述马克思主义观点截然相反。如果你愿意,意识形态也能反方向流动,被压制的主体和受压制的地位也能通过他们的文化形式享用认知上的资源,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寻求异议,或者根据受压迫者的利益或视角、用某种不同的方式进行重新阐述。
  我所主张的观点有悖于后结构主义的很多观点。尽管在某些方面,《学做工》与后结构主义都先见性地对象征性表达的生产和再生产感兴趣。但是,对我来说,这些象征性表达是以一种鲜活、主动的方式被创造出来的,而非以内在的、文本的方式。民族志就是要观察客体和人工制品的功能,以及话语的关联,并对它们新的表达抱以“好奇之心”——我们关注的不是表达的书面形式,而是在历史的世俗背景、在具体情境中,表达是如何通过实践,以一种生动的方式被有目的地建立、使用、动摇和扰乱的。交叉,颠倒,出人意料的组合,在不太可能的情形下重新定位,在不恰当的情境中做出不恰当的夸张,在两个极端间转变,监督他人发表特定话语的影响,以及在那种情形下的重组和重新排序——所有这些以实践为基础的对话语的使用都是民族志的题材,都能生产出不同的内容、意义和思想,这些都悬在空中,充分利用能指和所指之间常常难以把握、永远无法知晓的关系。这样制造出来的意义不能被统治关系或是任何处于支配地位的话语的内容和“主体位置”所同化。此处可能是“人本主义”民族志实践和“反人本主义”的后结构主义之间无法实现合作的领域。但是,民族志必须把具体情境中的文化生产实践视为最重要事物。实践使所有象征资源屈服,尽管这些资源可能正顽强地遵循内部“语法”来展现某种为了实现社会目的而使用的指示性,而非展现它们特有的内部脚本。那些被抽象探讨,即使是被在混合关系中探讨的孤立的话语,通常会有明显的参照,并与脑体分工含蓄地勾结在一起。脑体分工描述了对脑力劳动的建构和表现,是与实践的关键结合,也正是这种实践,使被支配群体与众不同。归根结底,民族志就是要关注那些行动的主体及他们的“惊人之作”,如若不然,一切都可能是一种推论。没有民族志这个后盾,后结构主义就只能在人类主体缺席的情况下主张多样性和创造性。我完全意在展示主体在形成象征体系时的复杂性和变化性,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然假定某类社会主体在形塑它的特有文化时是足够成熟的。
  这并非在为本质主义的人本主义辩护。意义的创造、自我的意义和自我认同并不能自动地、富于表现力地从人类自身之中生发出来。洞察亦非完全形成于先在的统一主体。当人们以某种既有的方式察看周遭,依自己的条件、按自己的潜能和目标而追求自身完全发展的时候,洞察便在世俗的、有形的、毫无预见性的文化形式的作用下随意发生了。“认同”并不先于此而存在,而是在实践中形成并重塑。在《学做工》一书中,“家伙们”洞察、探索和展示结构位置的方式,既不能构成反文化的直接目的和作用,也不是反文化得以发挥作用的话语参照。被支配的工人阶级文化形式往往“无意识地”展示了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碍于他们从属的历史位置和关系,工人阶级和底层行动者无法产生自身所必需的、自决的、“纯粹”且“表现阶级”的文化。他们借助于各种话语和“已建立”的象征资源发挥作用,并通过实践那些令人惊讶的潜能、事先无法想象的“双重”意义来展示自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意义早已存在,当然也没有留下“工人阶级文化”著作的烙印。
  只有在充分利用强加的条件、挣扎求生的时候,现存的文化才能从根本上古怪地、间接地、近乎偶然地展示社会结构的各层面。例如,面对学校时,“家伙们”的直接目标不是继续搞阶级斗争,而是寻求乐趣、转变、“找乐子”,并向所有他们不喜欢的人或是学校具体制度中的种种限定提出挑战。他们不想成为课堂中的出色学生,而是想成为好“哥们儿”。在那样的追求中,对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生动洞察”与劳动力的本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过程得以实现。然而,这一切仍然只是文化启示,无法被口头表达出来,几乎只能作为文化所依赖的隐性前提来分析——这就是其成员就自身而言,对世界如何运作所作出的无意识假设。
  无论通过何种隐蔽的逻辑过程,洞察一旦形成,就有助于确定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而且只要你愿意,它们就会因与它们的因果关系的随意性截然不同的缘故,在实践中被扩展并不断地被“再选择”。它们“标志”着文化不仅产生社会有效性,也产生文化有效性,而且较之于那些特定社会条件的、可获得的文化选择或官方选择,它们也有助于人们做出更好的“理解”——通过认同和实践的可行性,营造心理和真实的空间。这种“标记”亦使他们更有可能被攻击为社会的对抗力量,形成负面的刻板印象和社会偏见,从而进一步强化他们独特文化实践的防御性,并且由于某种自我惩罚而更加封闭和自我压抑。
  性别
  性别关系、男女分工与其他分工之间的关系,是《学做工》一书的核心。这可以被视为本书最主要的“科学”发现之一,即性别类别与资本主义类别——特别是脑体分工——的意义重合并改变了资本主义类别,而脑体分工反过来又限定了性别形式的意涵。本书所描述的工人阶级文化形式并不是必然的,而是以某种必要方式,形成于那些工人阶级子弟的“自然本性”之中。但是,确切地讲,这是一种建构的产物,一种与劳动力的独特分工、脑体分工、独特的国家构成相关的特殊形式的男性气概。对于“家伙们”来说,男性气概可以就他们认为自己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发挥作用,因此男性气概在阶级的情景下被调动起来。男性气概的象征结构有助于体现“家伙们”对学校的反抗,并且为这种反抗注入额外的力量。男性气概赋予“家伙们”驾驭女性的轴心力,但是也给予他们某种感受的现实基础,至少是一种较之于其他明显更为成功的男性——如老师和“书呆子”(循规生)——的模糊优越感。这种反应具有明确的逻辑,对反抗学校企图实施的控制极为有效,而且它也为自我评价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非脑力的依据,为抵抗他人对自己的贬低提供了一套可靠的、有时候极强大的表现。但是,特定情境中的实践先于性别和阶级的组合,因而真实的社会效应便随之而来。一旦形成,那“强硬”或“粗暴”的男性认同以及随之而来的定型化的社会关系,会被证明是极为不可改变、难以驾驭和持久的。自此以后,无论形势如何,男性气概及其反映都会有助于组织同一整套防御性/进攻性反应。此外,在学校中形成的反智主义和“家伙们”的男性气概与自我意识、特有的生命力交融在一起。对于“家伙们”而言,体力的行事方式就是一种男子汉的方式,而智力的方式则是女性化的。这些性别化的关联彼此强化又互相锁定,于是造就了一种性情和敏感,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性情和敏感可能持续一生。对于“家伙们”来说,在他们注定的从属命运中,脑力劳动不但成了毫无疑义的“爬格子”,而且是“娘娘腔”的工作。依照“家伙们”的观点,即使是高薪的脑力工作仍被视为“娘娘腔”。相反,那些耗费体力、受剥削、薪水极低的体力工作却被视为男性气概的表现,其野蛮本质也得以掩饰。
  英国的情况仍然如此:学生被强制性地禁锢在学校这个非自然的环境中。在学校里,压力将不同的社会和象征关系拼凑在一起,全然不考虑个体在心理上如何挣扎求生,而这些个体历经苦难,将周围的象征性资源积聚在一起,以建立某种切实可行的文化认同,尤其是将性别作为像防弹衣一样的防御机制——这就为那些与可得到的工作不相匹配的工人阶级男性积累了一些特殊的麻烦。但是,这无一处于历史或经济诸神的掌控之中。在不同的环境中,所有这些组合都可以按不同顺序加以安排。这就开启了一种偶然性的文化政治。
  中国的社会变化
  中国的物质条件与社会条件正在发生着巨变。你将面临一个令人不知所措的崭新世界,这个世界充满对立影响,旧世界的深重危机与新世界的动荡不安交织在一起。在现在这种新形势下,这种必然性要通过何种文化中介才能与自发性联结在一起呢?尽管我对中国形势并无直接了解,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批判性民族志的研究实践为理解人类所展示的这幅历史巨卷提供了依据。在最低限度上,而且作为一种先决条件,批判性民族志强调能动性,并且一贯坚持从属群体在生产他们的特有文化和理解力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民族志学者总是不加修饰地发问:什么是下层阶级创造的意义?翻天覆地的宏变往往被视为被动的过程,并被上层以动名词加以描述——没有人,没有行动主体真正为此承担责任。全球化?谁人使然?谁人为此遭受苦难?谁又理会那愚蠢的全球化呢?裁员——没有人在解雇谁,这仅仅是一个过程——没有人知晓它源于何处。重组?“啊!是呀,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现代条件。”那里没有能动性,它只是“发生”。这些都是自上而下的观点。危急而又紧迫的是,人们需要一种来自底层的“实践感”。
  民族志进一步提醒我们:真正的社会能动者同时生活在上述那样的生存空间之中——“空间”中的错位与社会重组、经济转型,以及试图牢牢控制、指导社会变迁和经济变革的国家体制同时存在。民族志的工作必须囊括这些通常被分而视之、实际内部交织缠绕的事物,尤其是当它们构成能动者生存和行动的实践领域的时候。当新的关系正在酝酿、传统文化形式正被销蚀的时候,新的可能性即将来临,而突现的形式必将被审视,因为各种社会可能性会带来社会变化的端倪。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新型社会能动者,不会自诩为新型的社会主体,也不会在自己的前额贴上自制的标签。通常,人们只会借助于对他们卑下地位的侮辱性刻板印象来认识他们。不要错过下层群体创造意义的瞬间,这些瞬间在理论上无法避免,却通常未被人注意。不要错过那些看似不着边际、实际具有象征意义的资源,这些资源传统而现代并以市场为导向,正是文化生产和洞察使它们发挥效力。不要错过对那些“不可见的”或者“颇具代表性的固定”群体给予肯定和信心,正是他们进行了所有那些体现社会差异的自下而上的复杂变革。不要错过萌生新伦理、性别和阶级意涵的良机,因为对于社会能动者来说,平常的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社会世界的象征秩序。
  学校将成为新的社会和认同结构的专属地。我无法谈论中国的学校及其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也无法谈论受所有制度支配的底层群体的文化生产和洞察。不过,一如我在英国所做的那样,我可以就中国的不同情境提出一些有待回答的问题。无论是来自于社会上层还是下层,在集体文化影响和个体抱负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矛盾?社会与制度背景、知识与智力技能的传播如何造就了反对自身的社会对抗性领域?校园文化是如何从日常压迫和剥削这个熔炉中锻造出来的更广泛的文化形式中汲取灵感,并与之发生联系、对之产生影响的?为什么由于学校的当前安排,脑力工作的解放和机遇反而会成为这么多人生活的羁绊?关于在更广阔的制度背景下学校教育的作用,关于对社会公正的渴求,关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位置的社会能动者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的创造性和服从性,我们能从“倒退”、“反社会”和“反抗”的文化,或者是对于学校教育的回应中获得什么启示呢?在特定的情境下,洞察与再生产之间将出现怎样的错配与临界地带呢?
  实际上,我要传递给大家的信息很简单:学校不只是教育工具,更是文化生产和洞察的领地。当文化生产和洞察似乎在拯救世人时,我们就很难解开它们如何促成社会再生产这一谜团了。我希望批判性民族志能够延续《学做工》的研究成果,在解释类似的中国谜题时能够发挥作用。
  保罗·威利斯

精彩书摘

第一章
  文化的元素
  抵制权威,摈弃教条
  反学校文化最基本、最明显、最明确的表现是对“权威”根深蒂固的彻底反抗。这种感觉很容易被“家伙们”(thelads)(这是反学校文化分子的自称)表达出来。
  [谈论教师的小组讨论会]
  乔伊(……)他们能惩罚我们。他们的个子比我们大,他们代表的机构比我们的大,我们就是小混混,而他们是大人物,你就是要拿回自己的东西。嗯,我想这就是憎恶权威吧。
  艾迪老师们觉得因为自己是老师所以就高人一等、厉害一些,但他们其实什么都不是,他们只是普通人,不是吗?
  比尔老师们认为他们就是一切。他们懂的更多,也比我们高一等,但他们只是自以为高人一等,其实不是。
  斯潘克斯我们希望可以直呼他们的名字……他们自以为是神。
  彼特要是那样就好多了。
  PW你们说他们高你们一等。那你们承认他们懂的比你们多吗?
  ——
  乔伊是,但不能仅仅因为他们稍微聪明点,就压着我们啊。
  比尔他们对待我们就应该像他们希望我们对待他们的那样。
  (……)
  乔伊(……)现在我们得听从他们的每一个奇思异想。他们想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得做,因为,呃,呃,我们就是,我们就是在他们下边。我们这儿有个女老师就是这样,我们都戴戒指,有一两个还带手镯什么的,就像他戴的那种,但是,她会毫无理由地说:“都给我摘掉。”
  PW真的?
  乔伊是啊。我们说:“这个摘不下来。”她说:“把你的也摘下来。”我就说:“那你得先把我的手指砍下来再说。”
  PW她为什么要你把戒指摘下来呢?
  乔伊就是作秀呗。老师们就爱干这些,忽的一下他们想让你把领带系好,诸如此类。你得应承他们所有的要求。如果他们想让你做件事,而你觉得这件事不对,你如果反对的话,你就会被带到西蒙斯[校长]那儿,或者挨顿揍,或者晚上多干点活儿。
  PW你认为学校大部分职员都是敌人?
  —是。
  —是。
  —大部分是。
  乔伊这能给你的生活加点料,如果你以后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话。
  这种反抗包括对权威所支持的常规价值观的明显反抗。勤奋、谦恭、尊敬——这些都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解读。
  [一次小组讨论]
  PW伊万斯[职业规划导师]说,你们很粗鲁(……)你们(在一次职业规划讲座中)很不礼貌,不好好听讲座。他说,为什么你们没意识到你们的成长正使世界变得粗野?当你们自己有孩子的时候,他们只会更糟。你们想过这个吗?
  乔伊他们不会。他们只会很直率。妈的,他们不会是言听计从的笨蛋。他们会是坦白正直的人。
  斯潘克斯如果我的小孩能像这儿的这些人一样,我会挺高兴的。
  这种反抗主要表现为一种风格。这种风格体现在无数细节中,已经成为这些孩子们日常生活中几乎仪式化的一部分,与学校制度格格不入,能够被老师们一眼识别出来。老师们不得不成为精明的阴谋理论家。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热衷从“疑犯”中找出“真相”。他们生活在显而易见的阴谋中,尽管没有通过言语表达出来。这很容易使得很多老师整日提心吊胆。
  当“家伙们”走进教室或参加集会的时候,他们总是相互点头示意,似乎在说“过来坐,和我们一块儿找点乐子”,脸上带着笑,斜眼瞅着老师在哪儿。这些小动作可能因为老师的命令或注视而停止一会儿,然后“家伙们”又四处走动,脸上摆出一副“老师,我只是刚好走过”的表情。若再受阻止,他们总有一堆理由:“老师,我得把大衣脱了。”“谁谁谁让我去见他,老师。”集会开始后,被同伴落下的孩子会从椅背上爬过去或者从礼堂的窗帘里钻出来,一路上踢着别的孩子,或者试图把别人坐的椅子拆散。
  “家伙们”擅于节制,在激发正面冲突前收手。教室里,他们扎成一堆,不断磨蹭着椅子,被问到最简单的问题时只会气呼呼地发出“咳咳”声,并不断在椅子上摆出各种坐躺的姿势。自习时间,有些人把脑袋靠在课桌上,想以公开睡觉来显示他们的不屑;有些人则背靠着课桌呆呆地盯着窗外或是墙壁。教室里弥漫着一种漫无目的的桀骜不驯,满嘴托词和借口,让人难以抓住把柄。如果有人坐在暖气上,那是因为他的裤子被雨淋湿了;如果有人在教室里穿行,那是因为他要去拿纸写作业;如果有人离开教室,那是因为他要“像往常一样”去倒垃圾。半开的课桌里,连环画、报纸和色情图片混杂在课本中。教室里,窃窃私语声像不断拍打沙滩的海浪一样绵延不绝,滴溜打转的眼睛和夸张的口型间传递着鬼鬼祟祟的秘密。
  课堂上,正式命令总是遭遇学生们暗地里的对抗:“不,我听不懂,你这个笨蛋。”“你说什么呢?”“操,才不可能呢。”“我现在能回家了吗?”要是不小心有任何关于性的双关语出现,后排就会发出咯咯傻笑和故作惊讶的“哇嗷”声,同时某人抿着嘴唇色迷迷地在脑袋上边用双手做着夸张的手淫动作。如果这些阴谋遭到挑战,他们就在老师背后摆出胜利的“V”字手势,把指关节扳得“咔咔”响,而前排则装出一脸无辜的模样。学生都盯着领带、戒指、手指,或是桌上的污点——反正不会是老师的眼睛。
  走廊里,校长经过时,拖着脚走路的人要么过分热情地打招呼,要么突然安静下来。有人走过时,会爆发出嘲笑或者疯笑,也许是针对过路人,也许不是。无论你停下来还是继续走,都会十分尴尬。你常常可以看到一排学生集体站在走廊两侧,形成“印第安人式夹道攻击”的队列,但你永远无法证实他们的企图——他们会说:“老师,我们只是在等斯潘克斯。”
  当然,个体情况有所不同,而且不同的教学方式多多少少能控制或者压制住这种言行上的对峙。但是,学校规则的遵循者——家伙们眼中的“书呆子”——态度显然不一样。这并不是说他们支持老师,他们支持的是老师这个概念。他们认同教育的正式目标,支持学校制度,并从中获得自我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放弃了自己找“乐子”的权利——于是他们要求老师至少应该敬畏同样的权威。这与忠实信徒提醒牧师恪尽职责完全相同。
  [和汉默镇男校“循规生”的一次集体讨论]
  盖瑞好吧,我不认为他们现在足够严厉(……)我是指格雷西先生还有其他一些老师,比如格劳乔,连一年级的学生都能耍他(……)他们那些“家伙们”应当受罚,这样他们长大了才不至于厚脸皮(……)其他一些老师还行,你能和他们处到一块儿去。我是说像彼得斯先生那样,一开始上课每个人就会保持安静,如果你没做作业,你就必须回来做完。但也有一些老师,从第一年开始,他们虽然布置作业,但是如果你不做,他们也从不过问,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实际上,正是对直接权威的热情,并成为直接权威的同谋使他们——“书呆子”或“软耳朵”——成为“家伙们”的第二大攻击对象。“书呆子”这个词本身就暗含着好学生在“家伙们”眼中的消极和荒诞。他们似乎总是听从,而从不行动:他们过得死气沉沉,顺从权威,毫无个性可言。耳朵是人体最不具备表达力的器官:它只接受他人的表达,苍白无力,易屈服于淫秽之语。这就是“家伙们”对那些遵循学校教育正规理念的学生的印象。
  关键是,“家伙们”不仅排斥“书呆子”,而且自认为高人一等。这种优越感最明显的显示途径也正是“循规生”恰好放弃的乐趣、独立和刺激:找“乐子”。
  [一次小组讨论]
  PW(……)为什么不像那些“书呆子”一样,为什么不试着参加并通过中学毕业考试(CSE)呢?
  —他们不开心,不是吗?
  德瑞克因为那些人是傻瓜,有个傻瓜,他现在的成绩单上有五个A,一个B。
  —谁?
  德瑞克博查尔。
  斯潘克斯我是说,他们的学校生活能记住的有什么呀?他们以后回顾现在,有什么东西可回顾呢?坐在教室里,坐到屁股冒汗,而我们可是……我是说看看我们能够回顾的东西,和巴基斯坦佬打架,和牙买加佬打架。还有我们对老师所做的恶作剧,我们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些的时候可是乐事啊。
  (……)
  珀斯你知道的,他没什么乐趣,你看斯潘克斯整天玩耍,找了不少乐子。班尼斯特就整天在那儿坐着,屁股直冒汗,而斯潘克斯无乐不做,而且开心得很。
  斯潘克斯第一、第二年,我学习真的很不错。你要知道我拿过两三个A呢。以前我回到家,我常躺在床上想:“啊,明天还要上学。”你理解吧,我还没做功课呢,对吧……“我还得把功课做完”。
  —对呀,就是这样。
  斯潘克斯但是现在我回家的时候,很安静。我不用想任何事。我就对自己说:“噢,好极了,明天上学,会有乐子。”你懂吧。
  威尔可你还没来过呢!
  斯潘克斯谁?
  威尔你。
  [哄笑]
  (……)
  —你没法想象……
  —你没法想象[听不清]进普劳酒吧说“给我上一品脱啤酒”。
  弗雷德你想象不出来博克利泡妞回家,和她干上一场。
  —我能,我见过他。
  —他泡上妞了,哦,博克利这家伙!
  —就是。
  弗雷德但是我没法想象他泡她,你知道,像我们泡妞那样。
  “家伙们”特别爱在性方面展现相较于“书呆子”的优越感。“钻出你的壳”,“丢掉你的羞涩”,这是成为“家伙们”一员的一部分,这也是“泡妞”的成功途径。这是一种对老师和“书呆子”之间关系的扭曲反映。“家伙们”觉得自己和老师一样在优越性和经验方面在权威结构中占据了相似的位置,但是以一种不同的、反社会化的方式。
  [一次个人访谈]
  乔伊我们[家伙们]都泡过妞……有一天我们数来着,有多少人真正和女人有过一腿,我们认识的孩子中那些真正有过一腿的,在五年级一百多个孩子中,我们好像只数出二十四个来,这才四分之一。
  PW但是你总能知道这种事吗?
  乔伊是,我能(……)你要知道,这种事情总能在我们当中传来传去,还有我们认识的那些“半吊子书呆子”,他们和我们或者那些“书呆子”都不一样,他们是另一伙的,就像德福、西蒙斯和威利斯那几个。他们都在自己的圈子里混,但是他们走路、行事的那副德性,还是他妈的一股孩子气。他们没法让我们开心,我们却能逗他们乐,有时候他们看我们闹都能笑出眼泪来,但他们就没有那个能力让我们笑。这就是我们(……)他们[“半吊子书呆子”]当中一些人泡过妞,我们知道这种事。那些“书呆子”,他们就等着吧。我的意思是说,看看汤姆?布莱德利,你注意过他吗?我总是看着他,然后想:好吧,我们经历了人生所有的痛快和烦恼,我们喝过酒,我们打过架,我们体验过挫折、性、憎恨和爱所有这些玩意儿,但是他对此一无所知。他从来没有过女人,他从没去过酒吧。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猜想是这样——我敢说,他如果干过肯定会来告诉我们——但是他从没有过女人,他从没喝高过。我从没听说他打过架。他对我们经历的那些情绪一无所知,这一切他慢慢等去吧。
  乔伊是公认的小头头,时不时喜欢扮演饱经沧桑的年长角色。就像以上访谈及别处所显示的,他也是个相当有洞见和表达能力的家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或许可能不足以使他成为典型的违反校规的工人阶级子弟。但是,尽管乔伊可能不是典型的工人阶级子弟,但他无疑是他们的代表。他住在一个工人阶级社区,来自于一个以打架出名的大家庭,一家之长是个铸造工人。他离校时不会得到学历文凭,是老师们公认的惹是生非的学生——这更加深了“他有股那个劲”的印象。尽管可能有些夸张,但他着力表达的那些经历只可能来自他亲身经历的“反文化”。他所描述的文化系统具有代表性、核心性,即使他以一种独特方式与这种文化关联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乔伊以自己的语言,并通过这个群体的调解,对本学年和本校的社会风景构建了完整的理解和看法。他认为信息会传到“家伙们”那里去,因为他们是这道社会风景的焦点。“公开反叛”的一个鲜明标志就是建立一套诸如此类的社会观点和评价系统。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家伙们”所建构的非主流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已被老师们认可——至少是私下里认可。在教师办公室里,你常能听到年轻老师褒奖某些男生的男性魅力:“他实际上比我说的还要行。”
  遵循学校价值的学生没有形成类似的社会图景,他们也没有发展出描述其他团体的暗语。他们对“家伙们”的反应通常是偶尔的畏惧、不安的嫉妒和普遍的焦虑,唯恐自己被牵扯进违纪的圈子,并对“家伙们”阻碍正常教学流程感到无可奈何。学校中的循规生接受了正式体制,放弃了其他人所享受的乐趣,这意味着他们期望学校体制承认的领导和教职员工能来处理学生的违规行为,而不是由自己出面阻止。
  [与汉默镇男校循规生的小组讨论]
  巴瑞……你知道,他[一个老师]总是说“每个人要……”我不喜欢那样,他们总说“每一个人……没有人喜欢这个,没有人喜欢那个。你们都遇到麻烦了”。他们应该说“你们几个……”像彼得斯先生,他就这么说,他不会说“每个人”,他总是点那几个人的名字。这样更好,因为我们有些人还是感兴趣的(……)
  奈杰尔问题是当他们开始闹、耍弄老师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浪费宝贵的上课时间。这就意味着他们浪费了我的时间。有时候我真希望他们直接打包走人(……)
  巴瑞他们现在这样可能更好(……)他们把他们都放在一个班[CSE班级不是混合班,是按能力分班]。他们做不做作业都无所谓,你只要管好自己就行,[在自己班]管好自己就行,因为这儿如果有人讲话,他会让你闭嘴继续做功课。
  PW(……)你有没有曾经觉得自己应该试着阻止他们?(……)
  巴瑞我从来都不管他们(……)现在是五年级了,他们应该……你知道,你不能在教室里走到某个同学面前大声嚷嚷,你知道,你得说话理智些。[老师们]应该更严格一点。
  “家伙们”行为做事,总爱显示他们对教职人员的反抗,以及与“书呆子”的格格不入,这形成了他们特有的整体氛围;但是,我们有必要更具体地讨论一下这些工人阶级子弟如何使资本主义提供的三种消费商品——服饰、香烟和酒精——为其所用,从而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某种“风格/象征的话语”。服饰作为反抗老师和胜过“书呆子”的最明显、最个人化,也是最显而易见的元素,对“家伙们”意义重大。一个“家伙”“公开亮相”的首要信号是服饰发型的迅速改变。这种另类服饰的特定风格受外界——尤其是更广泛的青年文化符号体系的流行趋势——影响。当前,一个“家伙”的装备包括:梳理整齐的长发、厚底鞋、宽领衬衫——领子翻到马甲外面、牛仔上衣,还有必不可少的喇叭裤。不管什么样式的衣服,他们有一样肯定不穿——那就是校服,他们也很少系领结(如果校服没法强制,很多学校就会退而求其次,要求系领结),而且利用色彩来制造冲击力,与单调乏味、统一的校服形成鲜明反差。他们对制服有深深的成见——比如,斯派克描绘制服领子的形状时说:“你知道的,那个就跟老师的一样!”
  我们也许会注意到,外界整个商业化的青年文化系统为这些孩子提供了一套关于时尚的词汇,这些词汇早有内涵,能被这些“家伙们”用来表达他们自己更个人化的含义,尽管这些服饰以及相关音乐可能纯粹是商业产物,并不能代表其追捧者的真正渴望,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年轻人崇尚和使用时尚的方式具有个性表达的真实性和直接性,而这在最初的商业生产中是缺失的。
  教师和学生之间就服饰问题而产生冲突并非偶然。对一个局外人而言,这种冲突可能很傻。但是,焦虑的老师和牵涉其中的学生都明白:服饰是他们争夺权威的阵地之一。这是文化冲突的一种现代形式。归根结底,这是关于学校作为机构的合法性的问题。
  与服饰紧密相关的当然是“家伙们”的个人魅力问题。穿着时髦是他们向学校竖中指的一种挑衅,也是将自己和“书呆子”区分开来的方式,这为他们制造了机会,使他们在异性面前显得更有吸引力。客观事实的确如此,和同龄学生相比,“家伙们”约会女孩的数量确实要多得多;而且我们也已看到,他们中大部分都有过性经验。性吸引力以及其隐含的成熟,加之学校禁止性行为,这些都使得服饰穿着不仅仅是肤浅的炫耀,而是表达制度/文化认同的一种机制。这种双重的表达是反学校文化的特征之一。
  如果说着装方式是教师和学生发生争执的主要明显原因,那么吸烟仅居其后。我们能再次从中看到“家伙们”与“书呆子”的区别性特征。他们大部分都抽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被人看到在抽烟。男生抽烟的要点是在校门口抽。“家伙们”的很多时间都用来商量下一次怎样抽烟,或者如何“翘课”去“抽一口”。如果“家伙们”抽得洋洋得意,并炫耀自己的鲁莽行径,那么资深教师至少不能视而不见。一般说来,学校会经常颁布严格的禁烟规定。正因为如此,如果“家伙们”继续在公共场所吸烟而且视之为荣耀的话,学校领导就会觉得这是对他们权威的挑战,因而恼羞成怒。如果和另外一个挑战——撒谎——同时发生,那就更是如此了。
  [就最近和教师发生的小冲突进行的小组讨论]
  斯派克我们就进去了。我说:“我们没抽烟。”他说(……)然后就变得特别生气。我以为他会揍我一拳什么的。
  斯潘克斯“竟说我是骗子。”“我不是骗子。”“那回来。”我们最后承认了;我们确实吸烟了(……)他气急败坏,说:“还说我是骗子啊。”我们说我们没抽烟,想扛到底。但是西蒙斯大发脾气。
  斯派克他确实看到我们点烟了。
  对学校领导而言,对抽烟的惩罚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孩子自然明白。
  斯潘克斯好吧,他[副校长]没法怎么样,他不得不打了我三下。我挺喜欢这个家伙的,我觉得他工作干得不错。但是我在校门口抽烟,博特从我后面过来。我一转身就被抓住了,然后我就直接去见了他,挨了板子。星期一早上,我一到学校,我就挨了三下……你知道他不能放过我。
  鉴于上述事实,在学校这种持续发生“游击战”的环境中,对于“家伙们”而言,发现同情者或者敌对阵营中薄弱和“愚笨”对手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看哪些老师——通常是年轻老师——会在看到一支点燃的香烟后不采取措施。
  法兹我是说阿彻,他几乎每天早上都看到我在帕德洛克那里抽烟,因为我在等我泡的马子,他每天早上都看到我。可他一句话都没说过。
  威尔他在注册的时候跟我说过。
  PW(插话)这个阿彻是谁?
  威尔阿彻啊,他说:“别在吃晚饭的时候上那儿去。”他问道:“你去那儿干什么呀?”“在那上边,就在那上边,周围。”我说:“哦,去小灌木丛。”哦,但是他就那么着了,我们都乐了一回。
  同样,当学校和外界意义相结合时,对“家伙们”而言,抽烟象征着成人世界的价值观和言行,因此,抽烟就好比在学校面前作乱。成人世界,尤其是成年男性工人阶级的世界,成为他们反抗和排外的重要材料来源。
  除了能产生“好的”效果,“家伙们”公开喝酒也是因为这对教师和“书呆子”们而言是最具决定性的信号,以此宣称个人已经从校园中独立出来,加入了一种更另类、高级、成熟的社会生存方式。他们兴奋地复述着被老师目击出入酒吧的故事,这比谈抽烟还要有滋有味;要是哪位老师看到他们“连夜酗酒”却没有作为的话,那么学校阵营里谁是“背叛者/同情者/弱者”就更加显而易见了,而且要比对“抽烟”无动于衷更甚。他们对这种特殊意义的领悟力导致一些进步的年轻教师身处困境。有些老师采取了奇怪的解决办法,搞得“家伙们”不明所以:以下这个例子就涉及到一位担忧、进步的年轻老师。
  [关于老师的小组讨论]
  德瑞克然后阿尔夫就说,哦,“老师好”[在一家公共酒吧里遇见教师时],但他没有回应,然后他就说:“老师好?”于是他转过身,就那样看着他,哦……他还不回应。第二天,他说:“我找你,阿尔夫。”他走到跟前,他就说:“昨天晚上是你在那儿吗?”他说:“我在参加一个足球聚会。”他说:“好吧,你难道不觉得你那样做就像侮辱某人?”他说:“不会啊。”他就问:“那如果我羞辱你,你会感觉如何?”“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在那种地方跟我打招呼,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回应你?”他继续说:“好吧,下次不要跟我讲话,除非我先跟你说话。”“好的,老师,我以后不会再打招呼了,”他说,“哪怕走路时碰见,我也不打了。”
  “家伙们”当然很清楚喝酒所具有的重要象征意义,即加入成年人行列、反抗学校。对他们来说,最后一个学期的最后一顿晚餐应该在酒吧里吃,而且必须喝到尽兴。正是在这一刻,他们终于摆脱了学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会将这一刻铭记于心。
  [工作中的个人访谈]
  PW为什么最后一天喝醉那么重要?
  斯潘克斯这很特殊。一生只有一次,不是吗?我是说,那天我还在学校,是学校的学生,但第二天我就上班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PW当然,你第二天就去上班了。
  斯潘克斯是啊,我喝醉了,睡一觉,然后我就去上班(……)如果我们没喝醉,你知道的,我们就不会记得那一天了;我们也可以留在学校(而不是去酒吧),但那只不过又是一天。不过我们那样做了,我们的最后一天就有东西可以回忆了,我们离开学校的那刻就有回忆了。
  这些汉默镇的“家伙们”在酒吧里确实制造了很特殊的气氛。斯派克总是解释说,尽管他有时候看起来像个“可恶的笨蛋”,但他真的很喜欢他的同伴,以后会想他们的。艾迪下定决心要保持“纪录”,喝掉八品脱酒——按照校长的话说,艾迪在学校被抓时“烂醉如泥”,很不体面地被他开车送回了家。法兹解释说他那天早上如何差点把桑普森(一位老师)弄疯,结果被送去见校长,“但是他没怎么样,就是开了点玩笑”。更重要的是,酒吧老板和成年顾客都接受了他们,还买酒给他们喝,询问他们今后的工作。即将离校的时候,他们会像大人一样许诺帮别人修理管道、砌砖,但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承诺并不可信。
  这些“家伙们”到校迟到,浑身酒气,甚至有时微露醉态,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肆意胡闹,学校老师也强调了这点。为了表明学校的权力有法律和国家强制手段为后盾,校长叫来了警察。校长和一名警察等在校门口。这个架势吓到了“家伙们”,当他们试图避开警察的时候,奇怪的一幕发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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