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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作 者:

余世存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

2005-5

页数:

290

定价:

28.00元

ISBN:

9787801905758

标 签:

历史     余世存     语录     文化     中国历史     世说新语     中国     社会     

豆瓣评分:
7.9

作者简介

余世存,
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当代zui重要的思想者之一,被称为“当代中国zui富有思想冲击力、zui ju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已出版的主要作品:《时间之书》《立人三部曲》《老子传》《人间世》《大时间》等。

内容简介

《非常道》以风格化的条目分类、直击历史现场的短文形式,记录了中国近代以来戏剧性、关键性时刻的趣闻轶事和精彩话语。
书中呈现的画面,有宏大叙事的特写、侧影和背面,也有从鲜为人知的历史角落发出的幽暗亮光。那些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各色人等,在历史洪流中的片言只语,原来如此生动丰富。
这些话语的碎片,就是大历史的绝jia注脚。

编辑推荐

★ 余世存成名作,碎片化读史开山之作
从畅销到长销,一版再版,奇书成经典

★ 去现场感受历史的热血
用第—手材料,让我们回到历史第—现场,倾听当事人的声音

★ 语录体
每一段就是一篇,好读好玩,适合碎片化阅读

★ 去脸谱化
对近代以来历史人物进行去脸谱化,看到他们鲜为人知的一面

★ 主题化
风格化的分类,涉及每一代人都要面对的问题,让读者看到大人物的成败、困惑,从而获得启迪

前言/序言

新版序:《非常道》与时代变迁


时间过得真快,《非常道》问世已经十年了。十年之前,汉语世界还没有微博体,少有段子手,更没有APP、微信、朋友圈、微信公众号。十年之前,中国经济体仅仅度过短缺不久,经济总量刚刚超过意大利,随后这些年先后超过英国、德国、日本等国,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单一经济体。十年之前,汉语世界还只是传统的四民社会结构,或上下二元结构,今天的汉语世界已经有一个规模巨大的小康或社会中间阶层。

十年之前,我编写《非常道》时根本没有想到开了某种先河,更没想到文明社会的介质很快就转移到移动互联上来。尽管及时的、周围的世界仍有不如意处,但从长时间、“大时间”来看,世界仍在呈现它的善意,它的美和真实不虚。

《非常道》问世时遭受过一些人的质疑,那时的汉语世界还相当确定,官学、主流知识或学院知识等等还有相当的影响,《非常道》的野气、粗放等个性不免冒犯传统的读者。幸而它在社会大众那里得到了承认。而网络一旦引入中土,它演进催生的“历史推手”:网友们,就会在网际争战或对话中强化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公民人格,其组成者如白领、小资、文青、成功人士等社会中间阶层就会日渐获得本阶层的意识,并对通识读物、公共知识产品有日新又新的要求。这也是《非常道》在内的众多历史写作为大众青睐的时代社会原因。


十年之前,曾国藩、慈禧、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等近现代中国的巨头们在人们眼里还是脸谱化的,或需要仰视,或必须俯视,今天他们已经任由人们接识、平视。十年之前,现代中国革命、西方文明资源、现代性资源在官民之间,在庙堂江湖中还有着绝对的价值;今天,传统中国文化、轴心时代以来各大文明等等,都在加持我们中国人的生活,都成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现代人宝贵的财富和遗产。十年之前,传统图书阅读还占据着霸权地位,客厅、桌面、图书馆等等还是阅读的重要平台,今天的掌上阅读、穿戴式阅读则成为了潮流。

更为重要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网络等新文明元素把我们的生活带入到“不确定性”中来。人们从未有如此新鲜不断的日常经验,古人所说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从未像今天这样真切。人们曾经笃定的“太阳底下无新事”,曾经以为的真理乃表象的确定性,曾经信仰的绝对时空,绝对真理等等,都不免坍塌了。人们信仰的底线、防线,想象力的高标等等,一再被超越;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没有最优,只有更优。

在新元素来临之前,知识的演进其实已经接近了“不确定性”的边缘。物理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数学(哥德尔定理)、社会学(韦伯悖论)、经济学(阿罗不可能定理)、艺术(后现代派)、政治学(孔多塞选举悖论)等等,都证实了绝对真理的脆弱。


移动互联时代的来临,迅速将文明个体推送到一个极度不确定的世界中去。这是一个万花筒般的“人工世界”,用波普尔等人的语言,是人类经历的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之后的“第三世界”。这个新世界里的一切,全部人类知识总量、天文数字般的文字、海量的信息、图象和音像,乃至人类生活的软件和硬件,智能机器人,3D和多维时空,都是建立在0和1两个简单的数字之上,建立在二进位制的数学法则之上。一如德国哲人莱布尼茨当年预言的,“只有0和1的二进位制不但具有简洁的形式,更可以表示宇宙间所有的量。所有的数通过1和0的方式表达,是何等美妙!”这个世界如此简单,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发挥自身的潜能。

网络时代使每个人都开启了通天彻地的历史,使人回到先天自然状态,恢复了自身的直觉和灵性。人人都可以独立地探索、参赞天地自然,可以自成世界、可以链接文明世界并回报文明巨量的思想资源和物质资源。我们在这个时代,不仅看到了独裁者、金融寡头、政客、学霸、垄断者、制服者们的颟顸、愚蠢,也看到了他们跟网友的人生社会演化背道而驰的保守、落后和反动。我们在这个时代,也看到了一切圈子生存、一切固步自封者、画地自狱者们的狭隘、自私。

在这样的时代,“互联网思维”成为热词。究其实,互联网思维跟传统文明中的终极关怀并无二致。如我中华文明曾经以易道阴阳来理解世界,这跟网络思维同根同源,网络的0和1二进位制,跟易经的阴阳二进位制异曲同工。网络世界的确定性、不确定性和二进位简易,跟易经的阴阳简易、变易和不易,可谓相映生辉。文明个体在易经中安顿自身,跟今天人们在网络上安顿自身殊途同归。我们由此可知,人类知识在今天面临的机遇:没有人能够垄断网络承载的世界知识,也没有人能够垄断对世界的解释。人人可以从0起步,探索天地自然里的一切知识,并抵达1,成为不可替代的1。


在这样的时代,包括中国知识在内的人类知识演进正经受挑战,中国知识共同体在管制和异化中无能自觉,对中国历史的整理总结、对文明世界的解释,仍缺少可观的成果。以《非常道》关涉的历史阶段而言,汉语世界的这一历史叙事仍在意识形态本位、革命本位、故事本位、段子本位等等泥潭里挣扎,尚未回归或致意由孔子、司马迁等开创的个人写史传统,更少有立足现代文明珍视的个体本位。
尽管民国有过“黄金十年”的奇迹,大清王朝有过洋务运动、变法图存等“改革开放”令世界瞩目的历史成果,尽管历史学家也称道过汉唐、羲皇上人时代、罗马帝国、雅典等等历史时段的繁荣、富庶,但中国历史和人类文明从未有过今天这样的福祉。文明个体从未有过如今天这样的福报,人身难得,人生难得,今天的人身人生也许最为难得,每个人都与闻天地或历史之奥,都可以登堂入室。农耕时代的辛劳、渔猎时代的饥饿、天灾、人祸、战争和动乱等等,在今天都日渐成为个案,成为特殊,成为偶然。文明累积的财富,使得今天个体的享用,远胜过传统文化中的皇帝、君主、王公大人、巨富、圣贤……

但在今天,“佛法难闻”、“福音难闻”,更难的是社会演进的不确定性和个体之惑使人难以见素抱朴,难以闻思修行。当代知识,尚无足够的力量罗致并教化、加持这些身在福中的文明个体。大自然的平衡之道因此以悲喜剧形式呈现奇观,这些享用远胜于先人的今人,也得到了空前的报应,水土流失,雾霾,心理变异,个体身心、生存的物理和心理世界等双重的污染,我们可以理解大家进入“人工世界”的轻浮、往而不返、玩物丧志。

跟文明福祉前夕的冷战、两次世界大战相当,现代中国也经历了一言难尽的灾难,今天的人类似乎永远告别了那种生存的短缺、世界的敌意、战乱……但今人尚未把自己和先人的生活进行有效的“链接”,尚未理解历史目的或人的目的。尽管碎片化是网络时代的本质,但当代知识乃至文明个体有责任建设一个万物互联的世界,既有责任建设无处不可链接的“人工世界”,也有责任以此回向文明生存栖息的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我们相信,这个碎片化的当代生存,是简洁的,也是全息的。


在我们人类的经验和研究中,时间是不均匀的,也是有累积之效应的。中国的先民经过千百年的意识演化,到西周后期,才有人悟出,“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类似的精神成果在《易经》里的表述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累积之时间效应,在民谚中也有体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时空意识的浮现和调整是文明社会的大事。它意味着文明个体日渐摆脱生存的偶然、侥幸,而进入到人生社会演进的必然进程中去,并在这一生命规范中功行圆满,获大自在。这就是今人的福报,可以凭借前人和全部的人类经验,超越命运的偶然或必然,超越命运的侥幸或宿命,而进入到创造的自由世界。人们说,长线是金。的确,小小的悲欢检验了我们,但大尺度时空铸造的黄金之善之美之真更等待我们去发现、挖掘。

以时空尺度测度,我们今人之所以有此福祉,乃是文明的精神和物质演进,进入到秋天阶段,进入到中年阶段,故文明积累足够今人享用。短缺时代的“青黄不接”、“春荒夏荒”、“饥歉断炊”,在丰饶的秋冬季节获得了解决。但我们今人切莫以为自己生来撞上了好时代,须知生于权贵之门、长在秋冬养膘,并非只是一种福祉,也是一种义务或使命。何况,这种侥幸或好命尚只是时空的一个维度,只是世界的一种边界,尚未能领受全部时空。一个人、一个社会应该在对春夏秋冬等全部时空的经验中去职尽天命。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非常道》涉及的历史正是一个可观的世界或时空系统。这个系统里有冬天,清国的衰败既有自身的堕落,更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冬天相关联;这个系统里更有春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报春的先声,1919年的春天更是唤醒了现代中国和国民的生机。我们今天对革命的认知,对传统的认知,对西方的理解,多半来自这个春天的栽培。

尽管民国范儿、民国人物在很多方面都是今人无法相比的,有论者认为我们在智力和道德上都难以望民国人物项背,但我们仍有民国人物难以想象的福利。站在大时间的维度上,我们知道自己的文明财多半来自于民国先辈,我们更要知道,先人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自己所能做的,是完善自身,慎终追远。外人所谓,现代国民有责任教育好自己,进而影响周围。或谓,在个人追寻幸福的过程,当顾及意义或人类的价值,如学习、安全、信任、公益。这是我们现代人超越前人之处,也是我们可报答前人之处。


民国何在?民国何如之?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是一个文明凤凰涅槃的时刻,是一个民族回归人类文明主流的历史。我们今天要做的,不仅是要认识前人,要理解人性、中国国民性在民国的光荣和罪苦,而且要把集体意识或民族精神推进到世界文明层面,要把个体精神推进到网络时代。

一如前述,人类经历了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目前正经历着第三世界的悲喜剧。农耕文明开发了第一世界即物理世界的地表资源;工业文明发明了蒸汽机、电动机,开发了地下资源、天空资源和太空资源;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性大潮等等开发了第二世界即心理世界……今天,移动互联网、基因工程等等,正在开发第三世界,即人工世界,这是一个崭新的智能世界。

尽管科学尚未在智能的本质面前达成共识,但智能本身是利用已知解决未知,利用精神意识抵达多维或高维时空。传统人类社会解决未知之道只是等待时间的展开,等待圣王、英雄、仁人志士和群众互动的历史,今天的文明则是以智能抵达完整的时空,任何个体的生命智能都可完成蝴蝶效应。而智能的特征即在于依靠又不依托知识,它借助想象、精神,借助虚一,借助最简单的0和1。它对未来的预测是以自己制造出未来为前提的,智能即是把美好的未来还给自己和周围世界,智能即是正义。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我们由此乐观地预言文明,将从血缘的不对称、知识信息的不对称跃进到智力的不对称时代;文明所努力的,是示范并消除智力的不对称,以实现全体人的自由和功能圆满。

民国是我们中国人从第一世界走向第二世界的历史阶段,是我中国国民从“活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物理存在、到明心见性的心理存在的惨烈而光荣的时刻。我们看到的,民国人的优秀处和高尚处,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既是第一世界即行动的主体;又是心理世界即认知的主体,他们是知行合一的一代人。但囿于时间、空间的限制,他们尚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主宰。他们跟传统文化中的仁者圣者一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使学贯中西,学究天人,但他们在有限的、局部的世界生存;而今人,借助于后来人之心眼,更借助于当代的福祉,既能告慰他们人生的正当美好,又能够照亮他们的某种无明式生存。

前人的努力使我们更多人分享到智能生存的真谛和美善。尽管今天仍有不少人生活在生存的飘忽不安、生存的罪苦和泥泞中,但我中国国民的财富足以支撑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权利分享和表达,足以支撑国民获得平易的物理和健康的心理;我中国国民经济的产能足以使多数人、使年轻一代人进入到智能生存阶段,超越并实现物理世界、心理世界和人工世界的和谐。

对一切生命个体来说,生命和智能是其最美好的两类追求,就是说,不仅要活着,而且要克服人身人心的瓶颈,克服“吾之大患在我有身”的悲慨。当代中国人有可能跟外人一道实现这两大追求。这对还在身心的水深火热中深受饥饿、匮乏、肥胖、三高、变异等折磨的人来说也许难以想象,对在政治权力、经济权利和文化权益还处在绝对贫困或相对贫困中的人来说难以想象,因为困于第一世界的人只是以食色权力财富为人生人身存在的标准,困于第二世界的人以认知、安顿、开悟、愉悦为标准,而进入第三世界的人则以身心的正义、圆满完善为标准,今天的人类正在超越生存的有限时空,进入到智能性的多维或高维时空中。在这方面,当代中国社会的先行者们,有责任在自度、自觉中实现生命的智能,回向周围,把自己的生命展开跟同胞的福祉做链接。


民国至今,已经过了十个十年。

人类对时间的观察细致入微。我们中国人曾说,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三十年一世,等等。我们对那些时间中的弄潮儿或独裁者如是认知: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他们顶多有三十年左右的风光。我们曾说,即使那些伟大的智者、才人、圣者,其影响也是有限的,因为江山、时空中的演进,代有才人,各领风骚。无论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还是六十年甲子轮流转,中国人对时空的把握、对人生社会的认知是变易的。

从民国以来,中国人信奉过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市场主义、全能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互联网主义,等等,几乎每十年都会有一个思想、集体精神的变化。每一次的相信,都以为自己和民族开启了新生的契机,是以我们一直在这种生生之德性或易变中。每一次“新生”,人们以为自己或民族穿上了新衣,忙于抚摸、赞美、感恩。

按照历史学家唐德刚等人的论述,这是中国历史的转型阶段,中国人不得不承受这些变易,才能获得归宿和认同。这个大转型的落脚点,今天借助智能时代,我们更能够理解,它将是回归主流文明,回归健全的人性和人类精神。借助中国文化的语言,大转型是对变异生存和身心病理的救赎,其救赎之道在于正其义,把握时机: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


十年前,有论者认为《非常道》开创了一个民间价值系统,今天看其价值,远不如网络本身对价值的夯建。十年前,《非常道》采花酿蜜,重构了历史;但今天它的一些叙事已经被新出版、新发现的史料校正。历史只有走过非常道路,才能回归其常态或常道。而历史,一如时间的演进,每一段都是非常的,只有在大尺度中,才能理解它的常与非常,变易不易。《非常道》的意义在于,它是特殊时期的个人写作,是当时一个青年人的历史正义行为,是对史料、先辈言行的编码组装或三复斯意,故在今天的网络时代仍是一个可观的参考读物。

我们今天的阅读学习,因介质发生变化而遇到了挑战。按脑科学的研究,人类的阅读能力是六七千年前才获得的一种能力,此前大脑中的神经回路的功能在于采集和狩猎,流动的文明后来为农耕文明代替,大脑中的采集和狩猎功能区变进化成为阅读功能,成为“专门而精致的阅读神经回路”。同时,人类数千年来的文明介质:甲骨、羊皮书、竹帛、纸张等等建立在实物之上的恒定性图象文字,为虚拟数码之上的即时性图象文字取代,两千年左右的图书(纸书)霸权地位坍塌了,传统的文献或文本式的知识载体及其传承方式遇到了挑战。沉思、身心的深度对话式阅读为网络解构,移动互联正将人的阅读带入到新的“采集和狩猎”时代。

今天的阅读,已经实现了数字化、动态化、即时化和链接化。这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是“万物相互链接”。在阅读中,人们能够直取无上正法,明心见性,当下开悟。今天,绝大多数的人类知识都在互联网上能够查阅,只有少量的知识才需要专家。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专家不再是权威,自高身价的权威专家跟骗子无异,大行其道的专家跟走江湖者并无两样;如果他们以为自己与时俱进,穿上了新衣,空前绝后;但他们的状态可能更类同于穿上新衣的那个皇帝。而我们从纸书里、从学校里学得的知识都将成为常识,生命智能应使自己随时知道或获得这些有史以来的全部“常识”,传统的图书或学问必须实现某种便捷,以适应当代阅读的智能化需要,消费、开放、即用即读、即读即悟的需要。

《非常道》可算是移动互联阅读史前夕的“采集和狩猎”,我很高兴它在今天仍能入读者的法眼。在不确定中寻找到确定,既是人的本能,也是自觉。多维高维世界需要明点奇点,需要确定真实不虚的瞬间。现代史的人物言行,就是这一可供开悟的瞬间,如诗人所说,是“岩石,在我们的不肯定中肯定的岛屿”,人们在这里可以憩息,可以歌哭,可以起舞。

在《非常道》十周年版出版前夕,跟读者做如上分享。

是为序。

精彩书摘

意志第九

胡林翼多次说:“天下糜烂,特吾辈二三人撑持。吾辈不低首求人才以自助,可乎?”他给曾国藩写信说:“克己以待人,屈我以伸人,唯林翼当为其忍,为其难,非如此则事必不济。”

魏源得到儒家经典《大学》的古文,一见之下,欣喜若狂,连夜苦读。汤金钊前去探望时,只见魏蓬头垢面,发辫不整,乱草般的发丝根根旁逸斜出,身穿一领破旧的长袍,不着马褂,上面亦是污迹斑斑,脚上随便穿一双旧得发白的黑色便鞋,未穿布袜。往日沉稳严谨的清贫才子无迹可寻,浑然一个浪迹街头的乞丐,汤大奇:“默深何以如此?”魏源揖道:“晚生自寻到一册古本《大学》,甚是喜欢,抄录全篇,又将之与今文《大学》相校相勘,不知已过了如许时日。”

曾国藩弱冠之年,给自己改号“涤生”,以求改过自新。十年后,他反躬自省,以为过失涤除未尽,且越来越多。是故举意勇猛改过。贪睡恋床,不能黎明即起,他骂自己“一无所为,可耻”;喜吟诗作赋,寻章摘句,未将精力用于经史等有用之学,他以为病症在好名,“可耻”;给地方官吏写信,亲切一些,则是“意欲饵他馈问”,“鄙极丑极”,应重写一函,“作疏阔语”;喜清谈,争口头便宜,那是妄语,若再犯,“明神殛之”;跟人说性事,“闻色而心艳羡”,是“真禽兽”。曾国藩于此“日三省吾身”,十年有成。

胡林翼自己要求去贵州当差,他说:“此邦贫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敢负良友厚意。”他到任后,“遍谒光荣,誓不取官中一钱自肥,以贻前人羞。”

李鸿章20岁言志:“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沤,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其入都诗说:“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丁日昌回乡后,病体沉重,又对政事心灰意冷,故表示要一心钻研古文,不再问人间事。李鸿章指责他,他这样做,不是不可以成为一大名家,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无穷,但从汉朝到现在,不患无文人学人,察其究竟,仍不过是文学而已,“于当时奚益?于后世奚裨?人生如朝露,倘及时得手,作成一件两件济世安民顶天立地事业,不更愈于空言耶”?受此激励,丁日昌再次扶病出山。

谭嗣同以嫡出,不得父欢。12岁时,二姊、生母及长兄因染时疫,前后五日内相继病殁,谭也被传染,昏死三日,自此有“复生”之字。复生由是轻其生命,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他说:“为度一切众生故,无不活畏,无恶名畏,无死畏,无地狱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盖仁之至矣。”

孙中山曾对蔡元培说:“我不善处成功,而善处失败;愈失败,我的精神愈焕发。”

黄兴自幼接受了“夷夏之辨”的思想,尤其是明末王夫之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他曾说:“丈夫处蛮夷猾夏之秋,当有事于大者远者。”

邹容少时即对科举制度十分不满,他向热衷于科举功名的父亲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他问父亲:“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秋瑾住在北京,值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她感慨地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后来,她对王时泽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1904年,陶成章自日本归国后,积极奔走于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策划革命。他经常日行八九十里,用麻绳束腰,穿着芒鞋,蓬首垢面,惨淡经营,四过杭州,而没有回家。一次将近除夕,人们劝他回家过年,他说:“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

1905年,徐锡麟游历浙江各地,交结了他称为“奇才力士”的会党成员,他对人说:“涉历四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

吴樾幼年进私塾读书,12岁起,年年参加童子试,均落第。19岁后不再学习八股,爱读古文辞,特别喜好历史。“每读明史,朗诵长吟,感叹唏嘘不能置。”

武训立誓乞讨办学后,从破庙中出来,满街跳跃欢呼,若疯若狂。并且高唱道:“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反对伪立宪的吴樾暗杀五大臣,自己被炸,重伤身死。吴樾致未婚妻遗书上说:“愿子为罗兰夫人”,“欲子他年与吾并立铜像”。

朱执信参加革命后,仍留着辫发,身穿父亲留下的长袍大袖的旧式衣服,即如他说:“衣服褴褛,辫子盘有头头。”一般人见了,指为怪僻,看不出他是坚定的革命党人。革命党人见之,笑他“顽固”,他则付之一笑,依然故我。好心同伴劝他剪掉,甚至武力强迫,他拔出小刀,严肃地说:“谁要再要我剪辫子,我就和谁拼命。”此举后来反而保护了朱执信。

民初,陈独秀说:“我办报十年,中国局面全改观。”

民初,蔡元培做北大校长,事务冗繁。有一次,北大学生因为不肯交讲义费,几百人聚集要求免费。蔡坚持校纪,不肯通融以至秩序大乱。于是这位身材短小、瘦巴巴的文人,站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喊道:“我跟你们决斗!”包围他的学生只好纷纷后退。

胡适在美留学时,初与同乡梅光迪关系很好,以兄弟相称。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关系越来越僵。胡适的态度,特别是后来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人加入战团,以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为己任时,引起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们的愤怒。张鑫海愤慨地说:“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直到1922年才有《学衡》杂志的创刊,这意味着“鏖战”的开始。梅光迪曾引春秋人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自况:“子能覆楚,我必复之。”

1918年,27岁的胡适到北大任教时,已成了全国知名的文学革命的提倡者。林语堂以清华教员身份迎接他。两人见面时,林“犹如触电”。胡博士引用15世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漠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豪语说:“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

赵元任年轻时,求知欲极强,爱做物理实验,酷爱体育运动,从初中开始坚持记日记。在南京求学期间,一度染上恶习:抽烟、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识到这些危害时,以坚强毅力强制自己根除了。他常以父命名寓意告诫自己:“元任,任重道远。”后果然博学多才,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

蒋百里29岁时任保定军校校长,他到校视事的第一天,向学生们训话,较为简洁:“今天方震到校,有两件事向同学们一谈:一点关于精神方面,一点关于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半年后蒋自杀,震动全国,幸而得救。

民初,蒋介石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但仍不脱上海滩“小混混”色彩,其时日记中充满了荒唐放荡与自责克制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决心:“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其能乎,请试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记道:“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1920年夏,他痛感自己为人所鄙,再下决心,8月7日的日记中说:“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唯好色一事。”9日说:“吾人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后的仍有大量的“理”“欲”交战的记录,但已基本是只有“邪念”而无“邪行”了。他写道:“我之好名贪色,以一澹字药之。”“荡心不绝,何以养身?何以抱国?”

张伯苓多次说他办教育的理由:“我在北洋水师学校,亲见旅顺大连为日本割去,青岛为德国人所夺走。当我到济公岛的时候,看见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兵,另一个是中国兵,英国兵身体魁梧,穿戴庄严,但中国兵则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旧的军衣,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齐耸,这两个兵相比较,实有天地之别,我当时感到羞耻和痛心。我自此受极大刺激,直至现在,还在我的脑海中回荡,我当时立志要改造我们中国人,但是我并非要训练陆军、海军,同外国周旋。我以为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育。”

1920年10月,在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下,瞿秋白、俞颂华、李仲武等由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合派到苏俄采访。瞿秋白在途中商量调查方法,因为他们并无新闻记者的经验。俞颂华说:“我们此行,本是无牛则赖犬耕,尽我们自己的力量罢了。”

弘一法师当年执意出家,出家后竟后悔了,因为发现佛门原非净土,故想还俗。马一浮等朋友劝他说:“原先不赞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头了。”弘一听劝,打消还俗的念头,终成一代高僧。

许春草对人说:“我信仰基督教,不是吃教,更不是信洋人,我是降汉不降曹,我是投降基督耶稣,不是和那些洋人妥协。”自从皈依基督,到86岁终年,无论大事小事,许都以耶稣的真理为指南,他的所有活动,贯串着一条十字架的红线。他喜欢把自己名字中的“草”字比作自己的一生。他说:“我天天背负三个十字架,一个是国家的、一个是教会的、另一个是家庭的十字架。”在这三个十字架的重压下,他有时有如耶稣基督走上各各他那样,心力交瘁;有时像以利亚在亚哈王追捕下,灰心失望。但他屡蹶屡起,终成圆满。

徐志摩与其原配夫人离异而与陆小曼结合,徐之友好,多贻书劝阻。其师梁任公亦以千言书致徐,力劝其悬崖勒马,免为世诟。梁启超在书中说:“呜呼,志摩!世间岂有圆满之宇宙?”徐意坚决,复书亦说:“呜呼,吾师!吾唯有于茫茫人海中求之,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学校长及省监学等职。有一年,省府派李为主试委员,李宗吾认真主持,学生多恨之。一天晚上,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顿,临走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李被人扶起,大声说:“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后裹伤上堂,继续考试,学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试。

1930年初夏,冼星海在巴黎打工。他常常在巴黎音乐院大门口徘徊,倾听院墙内的弦歌琴音。一天傍晚,老板开恩准他提前下班,冼星海直奔马德里大街的音乐院。照例在大门盘桓时,冼星海忽然看见一个中国青年从里面走出来,他就走上前,不管对方听不听,做了一番自我介绍。此人正好是马思聪,马对这位“南国箫手”也早有耳闻,但没想到冼星海如此穷困潦倒。马思聪答应引冼星海见他的导师奥别多菲尔,冼自此如愿以偿音乐梦。

塞克孤僻怪异,而做事认真。他首次登台,在《父归》中饰演主角,而观众除本校学生外,只有一个厨子买票入场,大家都说只有一个观众,停演算了,塞克说:“演,就是为这一个观众演。”演出竟一举成功,厨师拿着被泪水浸湿的手帕离开剧场,完全被感动了。

史沫特莱问杨虎城:“您认为中国有强大实力抗击日本吗?”杨说:“谁能从理论上解答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力量不在飞机和坦克,日本拥有更多的飞机和坦克。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懂得我们必须抗日。这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问题,它需要我们面对现实,有坚强意志,只要我们有坚定的意志,我们就有力量抗战。”

卢作孚聪明绝顶。抗战期间,因为要跟美国商人打交道,他跟晏阳初的妻子雅丽读英文,晚上有空时读一点儿。半年之后,卢就能看英文报纸了。武汉失守后,大量后撤入川的人员物资滞留宜昌,卢作孚亲自指挥民生公司船只,在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下,经过40多天奋战,终于将全部人员的物资设备抢运进川,该壮举被称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

抗战期间,政府财政困难,物价高涨,公务人员的生活很困苦,情绪低落。严家淦时任福建建设厅厅长,有一次他去一朋友家中,见客厅有一帧奇怪的照片: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另一人跪在他面前。仔细一看,跪的和坐的是同一个人,就是朋友本人。严百思不得其解,问朋友。朋友答曰,这叫求人不如求己。

王芸生等人所办《大公报》的社训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王芸生认为,新闻记者要敢于说真话,不怕杀头。他曾对年轻人说:“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儿,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成舍我办报多经磨难,军阀、党国领袖、上海滩流氓等等,都刁难过他,甚至欲置他于死地,他经历了一个时代报人的“不幸”和“幸”。张宗昌杀人不眨眼,没过几年,成舍我在中山公园,常见张闷坐来今雨轩,搔首无聊,屡想跟他攀谈,他只是报以微笑。成舍我得罪汪精卫时,朋友劝他妥协,他拒绝了。“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个月以前,当我在南京挂出了《民生报》招牌的那一天,我从中山陵回来,经过所谓梅花山‘汪墓’,只见许多人在他墓前排队撒尿。”

抗战胜利后,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报社任主笔,与在中央图书馆任职的傅乐成交往甚笃。当时“异常放荡怠惰”(傅自语)的傅乐成结识了一位漂亮姑娘,对她极尽爱慕之能事,却难撷芳心。有一天,殷海光在傅的宿舍里聊天,正好这位姑娘也在场。殷口若悬河,姑娘在一旁听得出神。殷海光走后,姑娘对傅乐成说:“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样好的学问,我一定嫁给你!”傅乐成受不了这番“刺激”,决心翻译一部英文的西洋史以示自己的进取之心。若干年后,从美国耶鲁学成归来的傅乐成写出扛鼎之作《中国通史》,成了一位“不可忽视的史学家”。

段锡朋律己甚严,近于苦行主义,临终时说:“我已经算好的了,我还没有欠人钱。”

抗美援朝时期,常香玉总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做点儿贡献。有一天,她跟陈宪章说:“咱们为国家捐架飞机,你看中不中。”陈问她:“你知道大炮多少钱,坦克多少钱吗?飞机,这可不是常人能捐的呀!”陈宪章为此改编了一部戏《花木兰》,常香玉在全国跑了两年,义演筹到人民币15亿元,捐献了一架名为“香玉剧社号”的米格15战斗机。

陈果夫临死前,总结一生,认为自己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住繁华都市多年,未曾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管钱终始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读书未曾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管人事不捉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做官未曾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进之图,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于右任有“草圣”之称,他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即每日一个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此非妄言,实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舍,后之学人,当更易易……”

雷锋做了好事从来不对人讲。有次他抱病在工地运砖,人们再三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说:“这是我应该干的。”在沈阳车站给一位山东大嫂买了车票,她问雷锋在哪个部队、叫什么名字时,雷锋说:“叫解放军,住在中国。”雷锋写了《雷锋日记》,他的事迹由此传开。

何炳棣初在北美谋生不顺,教书之余刻苦做学问。他曾一连几个夏天利用学校假期到美国东部的图书馆搜集资料,他说,只有坚信卓绝必出自艰苦,才不会对做学问的辛楚与寂寥觉得艰苦。事实上,每当闭馆后吸进第一口清新夜气,仰望着白玉般晶莹雄瑰的国会建筑群的分秒之间,他的内心不禁在狮吼:“看谁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

60年代初,中共最高决策层决心发展核武器,苏联嘲笑中国无能:中国人民连裤子都不够穿,竟妄想制造核武器。为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对日本记者团发表了著名的“核裤论”,回击了苏联的嘲弄,并郑重声明,不管中国有多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

“文革”中,冯友兰被造反派拉到高台上“批斗”。群情激昂,冯在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戴乃迭是英籍女翻译家,将一生献给中国。“文革”中,她因“特务”罪名被捕,单独监禁四年。戴极爱清洁,用牙刷将监牢墙壁刷得干干净净,每日靠背诵中英文诗歌消磨时光。身陷囹圄,她依然保持做人的尊严与礼节。女画家郁风记得,监狱开饭时,每当看守把饭送到戴乃迭的监房窗口,总能听到她带洋腔的汉语:“谢谢。”

路遥写作刻苦。为写一个中篇,他曾连续伏案七天七夜,最后晕倒在厕所里。他常常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才上床休息,中午12点起床后又开始工作。他有文章《早晨从中午开始》,记自己的创作甘苦,他对人说:“我很累,累得要命。”“搞创作这是傻瓜干的事,精明人是不会干这种事的。”

李政道好学,吴大猷回忆说,李政道的求知心切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有风湿痛,他替我捶背,他帮我做任何家里的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难的书和题目,他很快地做完了,又来索更多的。我由他做问题的步骤,很容易发现他的思想敏捷,大异寻常。”

黄灿然曾访问哈金的写作状态,哈称自己是“孤零零地写作”,他说:“用英语写作,我得面对我提到的大师。这是一个伟大的传统,要求你有条不紊地工作,我想通过英语写作,使自己与大陆的文学机器分隔开来。换句话说,我获得一种自由。至于取悦大师们,我写作,一直就是为了取悦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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