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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金融五百年

作 者:

余治国

出版社:
出版年:

2011-7

页数:

188

定价:

28.00元

ISBN:

9787806886731

标 签:

金融     历史     金融经济     国际关系     西方史     经济史     经济     社会\心理\经济     

豆瓣评分:
6.9

作者简介

余治国,经济学者,香港财经学院客座教授,香港管理科学院、上海盛世愿景管理科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代表作《巴菲特阴谋——股神为什么这么神》。

内容简介

《世界金融五百年(上)》 《世界金融五百年(上)》从阿姆斯特丹在战火中成为欧洲金融中心说起,从金融角度看荷兰、英国、法国、美国、日本、中国等世界大国的兴衰之谜。剖析法国大革命、印度殖民、普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美国南北战争等历史事件背后的金融力量。

前言/序言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如今,人们的生活已经与金融息息相关,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通过金融活动创造出来。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曾经说过:“金融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机。”金融堪称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建设力量,能以闪电般的速度聚集和分流海量的资金,使得社会和市场资源以惊人的速度流通,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投入到建设中去,创造出无法想象的奇迹。
  然而,金融异常复杂,金融现象千变万化。金融因其在经济生活中所具有的杠杆作用,已经变成一柄庞大无比的双刃剑。在带给我们进步的同时,金融也常常会变成前所未有的恐怖风暴,一旦发作起来,将会席卷全球,没有人能躲在它的风眼里安然无恙。2008年,从华尔街开始的金融危机席卷了全球,造成数十万亿美元的损失,很多“《财富》500强”上榜的公司倒闭了,美国的失业率与贫困人口数创下了数十年来的最高纪录,希腊、意大利等国家至今仍在经济危机的深渊中挣扎??这些无一不是金融在作怪。
  在金融体系日益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从未与金融联系得如此紧密。面对来势汹汹的金融海啸,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当我们在诅咒金融家的疯狂再次给整个世界带来了一场灾难的时候,我们也清楚地知道,这不是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从次贷危机到华尔街金融风暴、从全球经济变缓到全球股灾、从人民币升值到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出口的冬天”??每一次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转型都会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可是其周期性和规律性却是相似的。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为了尽可能将金融灾难的冲击减小到最低,我们需要正视金融界的傲慢和偏见,并虚心地从金融市场波动的历程中去找寻金融危机的内在规律。经济学大师约瑟夫熊彼特曾说:“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
  历史不会重现,但总是惊人的相似。俗话说得好:“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发生在过去的诸如国家之间的战争、金融制度的改革、金融危机的爆发等各种金融现象,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总结,只有通过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才能更好地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各种金融现象做出合理的分析和解释,从而以更加合理的手段去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金融问题。因此,我们推出了这本《世界金融五百年》。当本书将五百多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和金融变迁这幅气势磅礴的历史画卷展开在你面前的时候,相信你已经找到了理解世界金融格局之演变与未来走向的捷径。
  金融塑造世界格局,影响国家兴衰。《世界金融五百年》以时间为纲,以国家、人物、事件为目,围绕金融这个核心,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金融业发展说起,以生动的语言阐述了荷兰、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美国、日本、俄罗斯、德国等世界大国的金融兴衰之谜,剖析了法国大革命、印度殖民、英法争霸、美国南北战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金融力量,并介绍了金融史上的“隐形寡头”和统治精英、金融史上的秘闻与丑闻、金融史上的14大泡沫等内容。从17世纪欧洲金融家的投机狂潮,再到华尔街的兴起,直至21世纪初的这次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本书历数了其中各次的重大历史事件,将一些隐藏在幕后的金融史上的人物推到前台,并紧扣当前“美元量化宽松”、“通货膨胀”等金融热点,读之让人获益匪浅。
  历史是指引现实的指南针,我们衷心希望本书能够给读者提供一个认识现实金融事实的新视角,从而使读者在投资、经营、决策、工作和生活中能够正确而又理性地认识发生在身边的每一种金融现象,使自己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环境中不至于迷失方向,可以“知兴替”、“明得失”。

精彩书摘

第一章
  财富的起源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金融业
  神坛上的雅典——半空中的国家摇摇欲坠
  读过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人对里面的“六一农”肯定有所耳闻。古雅典很辉煌,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是一个梦幻之城。古雅典的辉煌,正值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古雅典当然比几百万年前的猿猴辉煌很多。
  但是从六一农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雅典经济、物质的匮乏,生产力低下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特征。古希腊城邦形成之初,雅典农业经济为绝对主导经济,这使得占有广大土地的氏族贵族得以垄断政权。生产力低下就意味着社会上不能创造出足够的物质来进行分配,单个人或者单个家庭除了维持生存,剩余产品并不多。
  就算有那么点好东西也被分到几个有钱人手里——相当于中国当初的地主形象。除了雅典和少数准许空中勘察的地方之外,农地如何分配还不很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公元前5世纪,土地属于大地主。没钱又没地,穷人怎么办?一件很小的事情,比如摔断了腿,人们就可能活不下去。一个人活不下去的时候,就得借债。
  当时的规定是:借债者收成的5/6要给债主作为利息,自己只留下1/6。如果收成的5/6还是不够缴纳利息,债主有权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妻子变卖为奴。于是,雅典城邦出现了亚里士多德笔下的特殊公民——“六一农”的形象。
  如果5/6的收入都不能抵偿利息,那就更别指望另外的1/6能还本金了。说白了,“六一农”债务根本没有偿还的可能,本来就没积蓄,还要交出5/6的收获,还能指望还钱?唯一的还款方式就是自己。
  那么,当时的货币状况如何呢?货币还在母亲肚子里经历怀胎十月的磨砺,只有雏形,尚未出生。
  古希腊诗人荷马在著名的史诗《伊利亚特》第一卷中就有这样的描述:“从亚诺斯岛来了一大批载着酒的船队??其他的希腊人急忙前去购买,有的用黄铜,有的用铁,有的用兽皮、牲畜或奴隶。”
  在荷马史诗中,我们还可以找到用牛做价值尺度的描写,如讲一套盔甲价值九头牛,一名女奴价值四头牛。当时的古希腊可能有一段时间是用牛作为交换媒介的。
  从上段文字,我们可以推测出在荷马时代(公元前11~前9世纪),贸易已经成为古希腊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是当时还是处在以物易物的阶段,货币尚未产生。
  货币只眷顾有生产能力的人,也只向一个方向集中,那就是最有效率的地方。这也是金融最残酷的地方:你有,给你更多;你没有,把你剩余的也拿走。这就是金融的本质,昨天这样,今天这样,明天也会这样。
  虽然当时还没有产生高级的固定的金属货币,但是无论是牛、黄铜、铁还是奴隶,在做暂时的货币替代品的时候已经体现了货币的部分职能。当然,它们也已经把货币向富人看齐、造成贫富分化的劣根性顺带展示出来了。
  颇有经济头脑的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在他的着作《经济论·雅典的收入》中便指出了货币所具有的两种基本职能,即“流通”与“贮藏”功能,他认为货币与其他商品不同,可以随时用来购买商品,所以人们不会嫌其多,多了可以贮藏起来;又说人们贮藏货币不亚于喜欢货币。
  看得出来,文化人总是走在时代的前沿,于是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富有责任和远见地提出批判。
  柏拉图在谈起货币时则只强调它的流通功能,因为在他看来,货币只有在流通中才能给大家带来方便,才能促使市场繁荣。为此他反对把货币作为贮藏手段,因为这会导致财富的积累,并且谴责放债取息的做法,认为那是不道德的;亚里士多德在反对放债取息方面与柏拉图持同一态度,他指出以货币繁殖货币是违反自然的行为,认为高利贷及大商业,是最不自然的货殖活动。在他的言论里涉及到了对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的初步认识。
  当时的事实也是如此,那个时代的雅典农民深受高利贷的剥削,苦不堪言。在高利贷的剥削下,负债的农民以土地为抵押,成为所谓“六一农”。
  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紧张,因为农民的生计愈来愈艰难。婴儿死亡率下降和其他原因,造成人口增长。每一代人平均分配土地的习惯(荷马和赫西俄德的作品可以证明),加剧了这个危机。
  尽管标准不同,但任何一个社会小康之家的沦落都是社会动荡的开始,贫困固然是不稳定的开始,小康的沦落则会使社会彻底失去自纠能力。这是一个没有支撑的社会,如果就连社会精英(当时的雅典公民)都失去了希望,社会也就真的失去了未来。
  比“六一农”沦为奴隶更可怕的是,这种债务体制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贫者愈贫而富者愈富,雅典公民丧失了获取财富的公平起点。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雅典城的所有自由民也将陷入沦为奴隶的命运,雅典的军队和税收将不知从何而来。指望那几个仅有的贵族在关键时刻出钱出枪,那是相当不靠谱的。
  因为,一个国家不能仅靠几名光杆司令运转。此刻,站在神坛上的雅典由于缺乏稳固有力的底座支撑,在半空云雾中摇摇欲坠。
  世界金融五百年
  第一章财富的起源——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金融业
  幸好雅典有梭伦——走上奴隶制重商道路
  提到古希腊,除了唯美的雅典娜神话,美丽挺拔的建筑艺术,滔滔不绝、旁征博引的亚里士多德,肯定不能忘了一个人的存在,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梭伦,以及那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改革——梭伦改革。
  公元前594年的一个清晨,梭伦来到市中心广场上,他将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木板上的新法律条文呈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著名的梭伦“解负令”。
  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所有债契全部废除,被抵掉的土地归还原主,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做奴隶的公民,由城邦拨款赎回。
  这就是史书上大书特书的“梭伦改革”。
  在梭伦翻开木板的前一刻,他未必知道“六一农”的惨境,甚至没有想到自己的法令会缔造古希腊最辉煌的古代民主。梭伦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如果任“六一农”持续沦为奴隶,雅典要不了多久就不存在了。
  梭伦当时担当了重任,无法守成而只能改革,在夹缝中的改革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但他成功了,不仅使雅典走出了困境,还奠定了此后雅典近两百年繁荣兴盛的根基。
  在改革中,梭伦始终恪守中道,就像他所说的“我所给予人民的适可而止,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他没有满足平民的平分财产的要求,但下令取消当时所有的公私债务,这样,至少使当时的穷困者不再负担任何债务;同时不仅废除了“债务奴隶”,也禁止今后任何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这就防止了自由公民分化成主奴两个阶级。富人的借贷收不回来,财富当然要缩水,但他们已握在自己手中的财富却没有被剥夺,更无肉体被消灭之虞。这可以说是梭伦的“短办法”、“快办法”,是一种主要表现于经济上的断然措施,就如在沸汤上浇上一盆凉水。
  实际上,梭伦所做的远比解放“六一农”有意义。
  颁布“解负令”后两年,雅典社会趋于平稳,梭伦开始推行币制改革。这一改革的核心是:铸足值货币,货币增重(重量各说不一,各种货币增重在10%?12%)。足值货币刺激了雅典人本就丰富的经商神经,也使地理位置优越的雅典再次成为希腊地区的商业中心。
  接下来,梭伦才推出改革中最有意义的部分:赋予居民公民权、对城邦制度立法。
  忽略种种说教式的细节和条文,梭伦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抑强、扶贫、强中”,解放“六一农”只是扶贫而已。
  对此开始穷富双方都不满意,但慢慢也体会到它的好处。当梭伦获得了双方信任,被赋予立法大权,他就考虑他的“长办法”了,这就是从宪法上规定,按公民的财产状况将他们分为四个等级,四个等级都有选举权,但只有前三个较富有的等级有担任官职的资格。
  雅典当时战神山议事会是国家权力结构的中枢。贵族借助这个机构操纵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大权。
  梭伦恢复了公民大会,使它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城邦大事,选举行政官,一切公民,不管是穷是富,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设立了新的政府机关——400人会议,类似公民会议的常设机构,由雅典的四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第四等级外,其他各级公民都可当选;设立了陪审法庭,每个公民都可被选为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陪审法庭成为雅典的最高司法机关。
  初看起来穷人的权利有限,他们不能担任官职,只能作为公民大会的成员或作为陪审员来参与国政。但这两种权利,尤其是后一种权利,在开始时似无足轻重,到后来却证明是非常重要的。绝大多数的争执最后都要经过这些陪审员来解决,包括高级官吏判决的案件,他们就渐渐成为法律和城邦的真正主人。而随着经济发展加通货膨胀,实际上后来几乎所有人也都有了担任官员的准入资格。
  任何一场推进社会进步的改革都会有牺牲,或者说旧势力不会完全倒塌。如果既得利益者自身不同意改革,那就是弱势群体带来的革命。最终,“六一农”认为自己不能讨到一个说法,也就会以自己的方式向雅典执政官讨一个说法。
  在节骨眼上,梭伦的改革为社会注入了一支稳定强心剂。虽然富人债权受损,却获得了政治权力。说改革是妥协也好,说梭伦代表新兴奴隶主阶层也罢,梭伦在没有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调和了雅典各阶层,这与我国古代的朝代的改革大不相同。
  雅典公民纺锤形的社会结构之所以稳定,不是因为人们有了选举权,而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相对公平,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打破规则,所以才会有选举制度。如果是一个倒“丁”字形的社会,在“一”的底部几乎任何人都想打破规则,这样的社会,无论有多少法律,无论执法多么严格,无论实行什么制度,都无法保持稳定。
  总的说来,梭伦把雅典引上了建立奴隶制民主政治和发展奴隶制工商业的道路,这也是符合当时希腊城邦发展要求的康庄大道。亚里士多德说梭伦“采取曾是最优秀的立法,拯救国家”,是很正确的评价。在梭伦改革后的百余年间,雅典始终遵循着他开辟的这条道路,继续进行一些民主改革,终于使雅典成为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强大、政治民主、文化昌盛的居领导地位的希腊城邦。
  古希腊金融业——乱世之中生银行
  生逢乱世,出现的不一定是枭雄,也可能是银行。
  公元前431年,文明的雅典对不怎么文明的斯巴达率先动手,双方各自纠集一批城邦大打出手: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开始了一场耗时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促使公元前5世纪末期及其以后金融活动蓬勃开展的主要社会原因,就在于这场突然爆发的战争。为了补充本土粮食,也为了准备战争,雅典急需补充各种物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催生了古希腊金融业,今天我们将之称为“海事信贷”。
  如同冷战中的美苏,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希腊地区最为强盛的两个城邦。雅典矗立在徐徐海风之间,公民自幼接受良好的人文教育,探讨诗文哲学;斯巴达则居于群山环绕的谷底,公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训练和作战。
  战争是迟早都要发生的事,这在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中已经心知肚明,雅典咄咄逼人的态势早就引起了斯巴达的担忧。只不过是因为自己未必能打赢,斯巴达开始奉行退让政策,为让雅典人放心,甚至表示自己不再修筑城墙。
  但是,这只是斯巴达人的表面功夫。从双方长期的重武情结中可以断定,无论雅典还是斯巴达,都从未把对方当作真正的盟友,双方都希望统一希腊,唯我独尊,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帝国。于是把对方看成阻碍自己统一的绊脚石,不断提高民众抵御武力的热爱就是双方在暗中的准备。
  随着双方实力此消彼长,包括普通公民在内的雅典人野心开始逐步膨胀,公元前431年双方正式开打。
  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雅典和斯巴达意识形态的对立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其实,民主与战争根本毫无关系,雅典和斯巴达共存于一个地区,击溃对方就可以独霸希腊,才可以为城邦攫取最大利益。
  在任何一个固定的时点,一个国家势力扩张,必然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一旦拥有力量,注定想保持先发优势,就会使用各种手段将其他国家压制于现有利益分配格局之内。手段可能是战争,也可能是产业分工。
  雅典人还没有高尚到为了让斯巴达人过上同样的生活而发动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目的,始终是希腊区域的霸权,是为雅典本土城邦攫取更多利益。
  当时的情况是,雅典大致只能产出本土所需农产品的1/30,即使在丰收年份也不能满足自身对农产品的需求,支撑雅典经济的是酿酒、橄榄油和制陶业,而靠这些,雅典人是吃不饱的。加之希波战争几乎摧毁了雅典手工业,三、四等公民基本都成为战士,迅速恢复国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战争和劫掠,何况此时雅典已经拥有了在希腊地区几乎无敌的海军,而斯巴达陆军战力则在希波战争中消耗过度。
  这场两败俱伤的战争给予希腊的城邦制度以毁灭性的打击,它对小农经济的破坏更是显而易见的。但其对金融活动的刺激则是巨大的,它不但促使了货币兑换业与高利贷业务迅速发展,更造就了一批财大气粗的金融家。
  最初斯巴达的忍让为雅典赢得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时间,也得益于雅典劳里昂地区的银矿,雅典统一了提洛同盟内部货币——雅典自身的货币阿提卡银币。雅典银矿的质量是当时爱琴海域质量最高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出售雅典银币都可以得到一个好价格,这种银币一直持续到罗马入侵仍有使用。
  货币统一为雅典商业繁荣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战前,雅典商人贸易惠及希腊、埃及地区2000万人口以上。
  战争初期,后方各种物资尚且还能跟得上,时间一长就难了。面对战场上的巨大粮食需求,雅典不得不通过借贷获得足够的物质补充,于是银行出现了。
  银行的种种业务都是用契约抵押不动产或贵重物品或由第三者作保等加以保证的。其中常见的有土地信贷(以土地为抵押)、城市信贷(以城市房屋为抵押)和海洋信贷(以船舶及其所载货物为抵押)等方式。
  最早的私人银行便是由金融商们开设的,从公元前5世纪早期,金融商们便在自己的店中接受钱币置存。他们一方面付给存款者低息,另一方面又将这些存款借给各种商人,利息依据风险而定,在12%~30%。
  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一块碑石上刻着,庙宇不但贷款给私人,而且给整个城市、整个国家。
  作为动产抵押的贵重物品(珍贵物品、金银高脚杯等)和海洋信贷的抵押品,相对而言处置方式就简单多了。没有公民权的富人们广泛地参加到早期银行的活动当中,同时只要船只能够安全返航,船主的收益也是可观的。
  此外,在希腊从事金融业的还有神庙,由于它们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殊地位,神庙便得以利用庙里的大笔款项向商人、集团乃至整个城邦发放贷款,并收取贷款利息。据载,由神庙经营的大规模金融业务,贷款利率通常为12?18%。在古希腊的整个历史中,希腊的庙宇,尤其是提洛岛的阿波罗大庙,在希腊的银行家、企业家、高利贷者中占据首要地位。
  公元前5世纪~4世纪的政治、经济背景,除产生了不少投机商人外,还造就了一批专事金融业务的银行家。他们中有城邦的公民,但更多的是来自外邦的自由民,而在后者中被认为全希腊最著名的银行家是帕西翁。
  帕西翁是以高利贷起家的外邦人,在公元前370年他死时,其财产近40塔兰特(其中地产约值20塔兰特)。在当时他一个人的年收入已高达1000德拉克马以上。这个居于雅典的银行家,掌握着好几家汇兑银行,他灵活地支配客户在其银行中的存款,并将其中一部分作为贷款借出,而另一部分则用来投资商业。他还因为被认为有功于雅典而获得了该城邦公民的资格。为此,他曾送给国家1000个盾牌,并自己出资装备5艘三层桨战船。
  据载,第一笔数额巨大的、世俗的而非神庙的银行业务,是希波战争后在雅典将军特米斯托克利与科林斯的银行家菲洛特菲努斯之间进行的,这位将军一下子存进了70塔兰特货币。
  “海事信贷”的发展——金融信贷扩张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早在公元前3500年,生活在小亚细亚半岛和希腊半岛的人们由于地域的邻近、受到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的哺育而开始觉醒,公元前2000年,璀璨的古希腊文明就已开始出现。
  英国历史学家T�盙�蓖�廉斯将古希腊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原因归于其金融信贷业的先进,他说:“希腊之所以能在商业国家上占有地位,并不是基于它的工业,而是基于其交易方法的先进。他们是以货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的第一个民族。国家所有的企业事业都使用金属货币。用通货交赋税代替劳役,用货币工资作为劳动报酬,用货币交地租代替物品。希腊人首先发明了靠资本兴办大规模的农业、工业和殖民开垦。银行和保险机构已开始出现。”
  古希腊发达的商业起始于商业化的农业,而农业的商业化则由于公元前8~前6世纪大规模的殖民运动而开始逐渐发展起来。农业的商业化冲击了希腊原本存在的小农经济,使困守于小农经济的农民迅速破产、无力还债,他们只好将土地甚至自身作为抵押,期待有一天能找到生路,但结果则往往是彻底地失去人身自由,于是希腊的小农阶层便成了农业商业化的牺牲品以及高利贷等金融活动的奴隶。
  神庙在当时起着金融中介机构的作用。在希腊的宗教节日里,神庙的周围出现了商业集市,这些神庙都积极参加集市活动,它们吸纳存款和进行有息放贷。
  在当时的梭伦改革中起着重要推动作用的是神庙,到了约公元前560年,庇西特拉图成为雅典历史上第一个僭主,在他统治的30年间,出台了很多有利于农民的制度,他曾为雅典的小农提供过便宜的农业贷款。可见,当时的政府已经加入了金融信贷活动的行列。
  政府参与金融信贷的主要目的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在希波战争爆发前不久,雅典人发现了劳里昂银矿,也使得原本就强大的雅典变得更加富裕。他们在得到这笔财富之后建立了强大的海军,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自由民中的非公民在城邦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加强尤其明显地表现在货币借贷关系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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